这些年,我在建立家庭档案

整理父亲生前笔记,看到父亲记录的我们桐城西河毛氏的新老字派,上面还有他祖父、曾祖父的名字。对父亲来说,他所记录的这些该是确定无疑的。不知什么原因,往上就没有再记录了。
好在2017年初热心好友卢赟秋给我发来一个链接,是1901年修的桐城《毛氏宗谱》。按照父亲的记录,一路查上来,终于理清了我们家从我祖父往上的世世代代。专门摘录下来,装订成册。它是我们家家庭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看我们家的祖祖辈辈。我就想,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我们应当饮水思源,永远怀念他们。
以前的家谱多是姓氏源流、堂号、家训和世系次第、名、字、生、卒、子嗣记载。干巴巴的,看过之后不能给人留下多少印象。
我的曾祖母当是十五世祖。她是1964年去世的,我们都不曾见到。在《毛氏宗谱》里,只有“华氏,广元公之女。于光绪五年己卯十一月十七日丑时生”这么两句话。我的祖父生于1901年,正是那次修谱的时间,当时属婴儿,谱上记录也是可怜,只有“富培,字贞顺,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七月初三日巳时生”的记载。
我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过去我们的先人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过着困苦的日子,有的人家,根本就没有识字的人,有的可能连一日三餐都难有保障,哪有钱去买纸买笔呢?哪能对家里的情况做过多的记载和留存呢?现在条件好了,对家庭情况的记载,不能仅仅记个名字了,而应广阔一些。
我的曾祖母和我祖父,对我们这个家庭的成长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作为他们的后人,我应该让他们鲜活起来,丰满起来。便在摘录的我们家的世系关系中,在曾祖母、祖父的名字后面,适当加了文字,还加上了祖母的名字,配上了他们的相片。这样,看起来要直观得多,亲切得多。
整理我曾祖母的文字时,母亲正好在我这儿。母亲说我曾祖母晚年眼睛看不大见。有次她递给我曾祖母两块糖,曾祖母剥开一块,放进嘴里,用手把糖纸慢慢展开撑平,对着窗户的亮光照照,自言自语的,“真好看!这糖纸。”母亲的话,让我觉得曾祖母一定是位胸中有爱心中有美的人。
家里存有祖父的一些任职材料、《履历表》、工作证件等。其中,还有两个本子。我把这些实物作为祖父的档案存放在一个盒子里。
祖父的这两个本子。一本厚些的,暗红色的封面,是他的学习笔记。翻开首页,可以看到祖父1956年5月6号记的“第一讲,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后面还有讨论提纲,学习体会。厚厚的一本,密密的字迹,工工整整的。薄的一本是祖父的工作手册。用毛笔记录的。从时间上看,是刘邓大军渡江后,祖父调回县粮食局工作的一些记录。上面有时间、地点和人物,以及工作情况。极为详细认真。
从祖父的《履历表》上看,老人家1940年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前后,在不同的岗位上奔波忙碌。
祖父晚年遭受“左”倾路线迫害,很是凄惨。这从祖父写的一份《报告》上可见一斑。
这份《报告》是写给中共桐城县轻工业局党支部的。四页纸。从字迹上看,应该是祖父晚年写的。开头祖父“本着向党交心”的态度,请求组织重新对他的问题“进行一次历史的、全面的、深刻的调查了解和分析,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作出结论。”恳求组织对他的一些不实问题重新审查。言之切切。
“一九五七年审干时,中共桐城县委给我的历史作的结论,哪些地方不合理?或者是从那次结论以后组织上又发现我有哪些重大问题,需要加重处分?这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请求组织答复和解决。”报告的结语,酷似老人家的声声悲号。
这份报告还没来得及交上去,祖父就去世了。其实,现在想,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就是交上去了,又能怎么样呢?
祖父去世六年后的一九七八年,组织上终于为老人家平了反,恢复了党籍。桐城县轻工业局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杨春启局长致悼词。还以组织的名义给祖父重新建了墓,立了碑。
虽然,祖父留给我们的文字不多,但却弥足珍贵。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一个共产党人追求真理,永远跟党走,一心为人民谋幸福的无私情怀。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父亲留给我们的文字要远远多于祖父的。
父亲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学教育,兢兢业业,很受师生家长的称赞。父亲在课余时间,还经常创作诗词、书法,写作了不少诗词和散文。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省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他标点注释的清代桐城派文学殿军马其昶的名著《桐城耆旧传》。
在外,父亲认真工作。在家,父亲百般疼爱他的儿孙。
十八岁那年我离开家乡,和父亲多靠书信往来,即便后来有了电话,父亲也不曾断过书信。在我当兵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我走到哪里,父亲就把信及时写到哪里,让我时时感到家的温暖。
父亲给我的信,哪怕是几个字的电报,我也舍不得丢掉,一直搁在身边。怕时间久了,这些折叠的信字迹受损,便把信从信封里抽出展开,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
这些年,我还注意收集整理父亲散在的诗词、文稿和书法作品。去年回家,见父亲的几幅书法作品被虫子咬了或撕裂了,一副破败的样子,很是心疼,就检点带回来,托人修补一新。这些,在他人看来也许不值钱,但在我眼里是不容有损的。
修补前 修补后
1986年,父亲因腿部骨折,住在城关嫌不安静,便回到月山的老房子里休养。在那里,父亲写了他久就想写的《家史》。后来,父亲把他写的家史拿给我看。坐在一旁的父亲,望着我,意味深长的说,要是在这些文字里,再插上相应的图片,后人看起来就更好了。
前两年,听说老家胡冲要建蓄能电站,那里的人家都要搬出来。脑子里一下就想到父亲生前跟我说的话。生怕电站动起工来,破坏了那里的面目,便赶紧请假回了老家,顶风冒雪上了胡冲。
在那里,按父亲的文字和我小时候的印象,拍了那里的面貌。回来,在父亲记述胡冲的景象里,放进了图片。终于应了父亲的话。
父亲生前有做日记的习惯。父亲去世后,我把他的所有日记带到了济南。父亲的日记最早是他中学时写的,有的页面大概是受了潮,字迹有些模糊了。长此下去,怕受损更加厉害,就按时间顺序,逐一打印出来。打印中,力求保持原来的样子。对看不清的字,认真辨认,上下文连贯起来仔细推敲。对不认识的字,不明白意思,查字典词典。前后花了将近五年多的时间。
这些都是父亲的档案,它凝聚着父亲的血汗,更是对我们无声的激励和引导。
受父亲的影响,平常也喜欢做做日记。最为详尽的,要数记录儿子的成长过程了,尤其是他在幼儿园和小学的两个阶段,他的点滴变化都被我记录在本子上。每次儿子带回来的成绩单、老师的评语和奖状,也都给他保存着。
高考,结束了儿子的中学时代。他到外地上学后,我把他幼儿园、小学、中学用过的书籍、本子、试卷、奖状、证书分门别类的整理出来。它是儿子人生进步的见证。
前段时间,儿子给他妈妈来电话,说要他参加高考时的《准考证》号码。他妈妈愣住了,“好几年了,那在哪儿去找啊?”
就在他们母子说话的工夫,我从儿子的档案盒里,很快就拿出他当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妻子倏地兴奋起来,“找到了!找到了!你爸爸给找到了!”“以后啊!你要什么东西,就找你爸爸啊!”儿子随即在微信上给我翘了好几个大拇指。
这些年,在建立家庭档案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家庭档案可以让人穿越时光,进一步了解家庭历史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建立完善家庭档案是件细碎的事情,更是长期坚持的事情。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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