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一个下午，八中的梅子老师突然给我发了个信息：一个叫阮华君的人你认识吗？阮华君？我揉了揉眼睛，仔细辨析这三个字，三个字组合起来挺不错的，可是，第一时间，我眼前没有蹦出个形象啊？想想自己也是个心大的人，说不定是个熟人，一时忘了，我又仔细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同学？朋友？文友？都不是。确认之后，老老实实回道：不认识的。梅子老师道，是明光市的人，他说是你的故人，记得你。明光。安徽北边的小城，曾经出厂一种叫明光佳酿酒的地方，我的父亲喜欢喝。我记得酒，也记得城。我的脑子霎时醒了，我醒了的脑子记起一个与明光相关的地点：张八岭。张八岭是明光市下属的一个镇，镇区面积较大，柿子尤其多，深秋的时候，家家户户门前都像新年的红灯笼。在那里，一群初出茅庐又假装成熟的准毕业生们过了一把教师瘾。那里，有我人生的第一节课，第一群学生，有我讲台上第一次的惊慌失措和故作镇定。可是，时光惊涛骇浪，二十四年白驹过隙，当年的黄毛丫头也已经风帆过尽，渐入老年。我想起了张八岭，我想不起阮华君。他是我当年实习学校的外系生呢还是当地学校的老师？不得而知。总之，不是我同学。人世纠缠，有多少擦肩而过后终生不记得的人，没什么的。我跟梅子打趣：这些年，我变得越来越好看了，不知道他还是不是那样帅？隔着屏幕，我仿佛听到梅子的乐不可支。下午，校务繁忙，我在两幢楼之间穿梭，耗尽一个中年妇女最后残损的能量。放学的时候，气温已经骤降，我裹紧了围巾还是觉得冷风嗖。在疾步行走的时候，我还是通过了一个叫张八山人的请求。梅子告诉我，她把我的名片推荐给了他：既然你记得明光，人家寻来，肯定是认得的。他上来招呼，问我可记得阮华君这个老朋友。我仍旧一头雾水，老老实实交代不认识。其实，我非常害怕别人问我记不记得一些人和事。说老实话，我除了记忆力真的差，更主要的是我不喜欢脑子里塞很多东西，顺其自然最好。他就自报家门了：我就是明光张八岭中学的老师，当年你实习班级的语文老师，班主任。我记忆的闸门被这一句话猛烈地推开了：真的是故人，见证我们青春第一站的故人。那些青春飞扬的日子，伴着阳光点点灿烂的日子，从记忆的门缝里挤了进来。他说，我在《教育文汇》杂志上知道你从教的学校，通过桐城的文友寻找，真找到了。我实习的班级就是阮老师的班。具体是几年级几班，我已是模糊，初上讲台的慌乱和青涩成了最深的记忆。阮老师见我们来接手，很是开心：这下好了！我能抽出手来带带我家孩子了。你们待几个月？彼时，他大约三十多岁，孩子三岁，正是摸坛坛罐罐的年龄，老婆在外校任教。他是爹妈，也是一群孩子的家长。忙起来，每天恨不得脖子吊着孩子去上班。他说得直白，憨厚。憨厚的阮老师中等个，稍黑，穿上黑灰衣服后，看不见脸，若是笑起来，脸上有很深的褶子。我们看过后就背后嚼舌头：孩子也不大，还是老相了点。不过，新手老师的繁忙很快冲淡了这些无足轻重的八卦。阮老师会跟班听课，但不是每节课都来。他也做笔记，做过之后会课下指导。我和刘克良同学承包这个班的语文，一人一个单元来。我渐渐地从颤抖慌张变得大方镇定起来，也摸清了学生的姓名和大致的班情。听了我几节课后，他成了甩手掌柜：行行行！这班给你上，给你带，我放心。我心想，你莫不是为了能带孩子这么不负责任的吧？不过，他这么放心，也增强了我的骄傲之心。我还是推让了一下：全盘托给我们，怕有负呢。他笑了：没事，我看得出来，你行的。我在里面掺和着，你也放不开手脚来。阮老师果真也放开了自己的手脚。他让我们参加学校教研，参加学校集体会议，自由带孩子们各种活动游戏。放开了手脚的我们将这个班带的风生水起。我认真备课，上课，谈心，管理，一路摸索着，熟练着，我和刘克良像两个打铁的师傅，起落间，渐渐力道均衡起来。我很感激他的不参与。我们实习老师也在食堂吃蒸饭。一个铝盒子放点米，推进蒸炉里，拿出来就是热乎乎的饭。菜不够好，整日里土豆丝，江淮分水岭的黄土里的土豆真是丰茂，整日里吃不完似的。有钱也没好菜。我们也没多少钱。九十年代的国人经济还是未成形的水墨画，有着大量的空白。有时，路上遇见，阮老师见我们拿着盒子，没有油光可泛，会说：都到我家来加个餐？我们翻个白眼：算了吧，你家孩子都养得瘦猴似的。他不禁大笑起来。我们偶尔聊几句文学，可是没有油水的肚皮让我宁可去聊土豆丝。就是土豆丝也没能继续，一场集体失窃的变故让我们提前打起了铺卷。一个雨夜，一间教室改的宿舍在夜里被人入室盗了个精光。行李包、衣服、洗漱用品被齐齐地盗走后还被人从外反铰了门。里面熟睡的十二个小姑娘们丝毫未察觉，丢了一件皮衣的潘成虹心疼得要哭：后来，我工作了才知道，那件皮衣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学校急急发了召回令。阮老师得知，跟在前来勘查的派出所人后面，一脸遗憾和尴尬：这这这，这张八岭还是乱了点……我心想，你道个什么歉，哪里就那么太平？这与你有何干系呢？登记完失窃用品后，我们这些“无产阶级”莫名升起了惆怅之情。深秋到严冬，漫长的实习结束了。接我们的大巴在校门口等着。院子里的孩子们排成队，哭成了一团。有的实习老师也和孩子们一样，哇哇地发出了声音。我本是不想哭的，有什么好哭的呢，人生哪里不是相遇和告别。但这些孩子扯着我的裤子褂子，鼻涕眼泪胡了我一身，我还真落泪了。我解释为心疼我的一身行头。阮老师也过来送行。送行的阮老师抱着孩子。他站在我跟前，标志性地眯眯笑，又笑出了不好看的褶子。他说，汪老师，你以后会成为一个好老师的，真的，我不会看错。他语气笃定，就像特意前来就为说这一句话。我正在配合学生酝酿情绪，吵闹和嘈杂中，听到了这句话，我把它吞进了肚子里。那时，我的状态并不好。青春的发酵直接体现在我的身材上，像个气球，被我一点点用力地吹了膨胀起来。那些与青春有关的肆意热闹变成了黄昏里捧书静读的寂寞，我用风风火火的快步遮掩了内心的冰河世纪。阮老师的一句话将匍匐在河岸上的我拉了上来。千山万水，我带着这句话走了。我回到了家乡桐城，待在一个叫双铺初中的地方再也没有挪过窝。二十四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老师。我想，我有时不是。因为不喜欢某些人事的时候，我喜欢发着牢骚。鸡毛蒜皮，一地鸡毛，得过且过，我的状态也谈不到一个“好”字。但在这深冬之时，接到这个故人的问询竟是百感交集，热流涌动。我们本无深交，也无世俗牵挂，所言不过点滴，他竟然还记得生命列车上这个擦肩而过的过客。为了这个过客，他留意我在人世里留下的痕迹。他在杂志上寻我学校的电话，他让桐城的文友代为寻找，沿着这个痕迹，他就问一声“你好”而已。人世间，总有一种感情于萍水相逢里熠熠生辉。它不是爱情，不是亲情，不是友情，但是它很珍贵。无关索取的感情，包含期待和赞许的感情最珍贵。人世冰凉，它是那发光的萤火。所以，谢谢阮老师，这次记住了，你叫阮华君，在明光一个叫张八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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