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明中的春节祭礼

春节，在清代一直叫“元旦”或“元日”，而在唐宋元明四朝，则被称为“元旦”、“岁日”、“新正”、“新元”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则被称为“元辰”、“元日”、“元首”、 “岁朝”，两汉时期，则有“三朝”、 “岁旦”、“正旦”、“正日”等称，先秦时又有“上日”、“元日”、“改岁”、“献岁”等名。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指的都是一年中的第一天。
早在夏代，即把孟春月称为正月，其后商周两代有所变更，至汉武帝时，《太初历》颁布实行，夏历正月初一作为新年被固定下来，沿用至今。宋朝吴自牧的《梦粱录》卷一记载：“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规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夏历正月初一为“春节”。“春节”的名称由此通行。而传统中国广义的春节，从腊八（岁尾）腊祭开始，直到新春的正月十九（岁朝）结束，时间持续一月有余。这是一年之中百姓们最忙碌也最喜庆的日子，他们辞旧迎新，祭祀祖先神明，宗族同欢。国家的郊庙祭祝、礼乐征伐、农事活动等，都在这一时期，为往年做总结，而为来年肇始。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经·周颂·丰年》）
从上古开始，可以说，春节的祭祝和习俗，都是围绕感恩和祈福这一不变的礼乐精神的。回看古代春节的诸多礼仪和习俗，我们会发现，古人在节日祭礼中，其遵循天之道、地之理、人之纪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远在周代，春节的雏形已经具备，岁尾之“蜡”是周代百姓一年之中最重要的祭祀节日。蜡者，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岁终休老息民也。《礼记·郊特牲》所谓“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百姓终岁勤勉，至蜡祭而聚会饮食，共享丰饶之乐—这与后世春节一脉相承。
而在周民的蜡祭饮食中，韭的地位特别重要。《诗·豳风·七月》里写道 “献羔祭韭”，《夏小正》云：“正月囿有见韭。”韭味辛香，可疏调肝气，增进食欲，合于春季时令，可以腌制为菹，又可以直接与姜、蒜等香辛植物共同佐食节日之美味醢（肉酱），起到养生的作用。蜡祭意味着一年的结束，更是初春到来的时节，蕴含春之青意的“韭”，也便有了深一层的含义。姚炳《诗识名解》卷十二：“韭逞味于春，故凡春祭皆用之。”直到今天，齐鲁之地，春节祭祀都沿用古习，祭品之上必覆以青韭（或菠菜），正是取其初春之“青”意，寓意新的一年万物生长。
食用香辛生菜，作为周代后的古风余绪，在秦汉后，渐渐形成了食用“五辛盘”的风俗。

魏晋时期，“五辛盘”在正月初一早晨食用，即晋周处的《风土记》中所谓“当迎晨啖五辛菜，以助发五藏气而求福之中”。所谓“五辛盘”，是将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等五种香辛蔬菜，盛于一盘食用。唐代名医孙思邈在《食忌》中写：“正月之节，食五辛以辟疠气。” 他在《养生诀》中也称，“元旦取五辛食之，令人开五脏，去伏热” 。唐宋以下，元日的五辛盘演变为立春日之“春盘”。宋人陈元靓撰《岁时广记》称：“立春前一日，大内出春饼，并以酒赐近臣。”清代《北平风俗类征·岁时》载:“立春，富家食春饼，备酱熏及炉烧盐腌各肉，并各色炒菜，如菠菜、韭菜、豆芽菜、干粉、鸡蛋等，且以面粉烙薄饼卷而食之。”吃春饼咬春，对于今天的北方人，已经是相当熟悉的民俗了，而它最初的起源，则在于先民蜡祭时的荐新之韭。

先秦之平民，无故不得食肉饮酒，必有祭祀节日，才会同族祭脯合醵共欢，举觞称寿。举觞称寿原是古人饮酒的常礼，年终岁尾男女之功毕，无复饥寒之忧，置酒称庆，举杯高唱，互相称祝福寿绵长。《豳风·七月》即以“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作结。万寿无疆，在那时并非祝君之辞，却是先民相互之祝福。其在盛大节日里的作用，恰似唐太宗一句“普天同庆”。周代蜡祭的饮酒之礼，其忠君孝亲、尚德尚齿的礼乐伦理既包含在一系列的仪式中，更包含在先民“颂扬作收，声满天地”（吴闿生《诗义会通》）的颂歌和欢乐心情中。“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于是时，民无不醉者如狂矣。”（《礼记·杂记下》。
《庄子》谓春正月饮酒、茹葱，以通五藏也。先人春节饮酒，同样也很注重其养生作用。后世兴起的许多岁朝名酒，礼仪之外，几乎都与养生有着莫大的关系。最著名的便是诗文中常见的椒柏酒和屠苏酒。椒柏酒是椒酒与柏酒的合称，兴起于汉代，是汉及以后很多朝代春节的祭祀用酒。农历正月初一用椒柏酒祭祖，或献之于家长以示祝寿拜贺之意。汉代崔寔《四民月令·正月》“各上椒酒於其家长”注中提道：“正日进椒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能老。柏亦是仙药。进酒次弟，当从小起，以年少者为先。”
而魏晋时期，又流行起饮屠苏酒，沈约曾在《俗说》中对屠苏酒进行了解释：“屠苏，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遗闾里药一剂，令井中浸之，至元旦取水置于酒尊，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有得其方者，亦不知其人姓名，但名屠苏而已。”相对于椒柏，屠苏的名字对今天的人更熟悉，这或许是因为王安石一句“春风送暖入屠苏”太深入人心。而宋代人春节时的饮酒风潮，或许是历史上最盛的。商业的兴盛，正在打破传统礼法的束缚，而产生新的习俗。在正月初一这天，北宋都城东京喧闹异常，街头酒店也是开门迎客，酒馆里人满为患。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正月”条记载，正月初一这天晚上，“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馆宴，惯习成风，不相笑励”。
春节的酒，在祭祀的公堂之上，是神明、祖先与后人之间的纽带，此时的酒，是庄严而热烈的。而在祭祀之后的宴饮之上，它又化作君臣、宗族、诸姓友朋之间情感连接的纽带，酒之所兴，肇自上皇。钟鼓既设，举酬逸逸，为宾为客，献酬交错。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元日》绝句所描写的，不仅仅是他在宋朝的某一个元旦所见到的景象，更是千百年来传统中国无数个春节之日的景象。它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正是因为它超越时空的永恒画面：爆竹燃空辟山臊，驱恶兽，更营造了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旧符摘下，换上新联：春满乾坤福满门——家家户户都在这样美好吉祥的祈愿中，把旧的一年恭敬送走，将新的一年欢喜迎来。
当年太宗皇帝写下的“普天同庆”拜年飞贴，也以飞翔的姿态穿越了宋元明清，直到今日，变成了明信片、贺年卡和微信祝福。“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明代的文征明曾在《拜年》诗中这样写道。而除了写贴拜年，接灶神、贴门神、除夕守岁、十五赏灯会，这些今天依然盛行的年俗，在文征明的时代，也都已经盛行。
“春节”这一词，在它还未定名为传统中国最盛大的节日之前，本是指春天、春季。

相传公元前两千多年前，舜即天子位，带领着民众，在春日即将到来的一天，祭拜天地，祈祷丰年穰穰。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岁首，是为正月初一。由这一天开始，新的一年在人们忙碌而欢乐的祈祷歌舞中开始。春天是仁慈的季节，万物萌生，天地之间开始恢复生机。在春节里，天子效法天地，宽厚行仁，禁止杀伐伤生，劝勉农桑，躬耕帝籍，更抚恤孤幼，赈济贫困，演习乐舞，修订祭典。《吕氏春秋》记载：“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而《后汉书·礼仪志》也记载：“立春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春旛，施土牛耕人於门外，以示兆民。”先朝君民，曾祭青、食青、服青，以此习俗求天地和同，民阜年丰。
今天，应天地而制命令、行礼俗的礼乐法度，已经和古代有所不同。春节的年俗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再变迁，但我们的民族对天地鬼神的庄敬、对于团圆喜庆的向往、对礼仪情义的人伦延续，从未真正断过。我们复兴礼乐盛世的梦想，也正酣畅。春节是祭祝新年、普天同庆的节日的主题，在华夏人的心里，也从未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