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栖霞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五十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等数十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等二十一部，散文及诗学专著多部。作品获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并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等。
张炜文学讲稿
寻找和发散
一位写作的朋友情绪低沉，说：“很长时间了，一直郁闷，很痛苦。”“为什么？”“找不到‘自我’。”然后就不想说了。这是真实的痛苦，而不是随口一说，更不是搬弄时髦套话，而是写作者的有感而发。其实“自我”这个话题在我们这里至少说了几十年，算不得什么新名词新概念。
我们都知道，“自我”被比喻成一个东西、一件宝物，它真的不好找。有时候觉得差不多找到了，已经很“自我”了，但冷静下来想一想，许多时候还是在依从和沿袭某些流行的见识，只是盲目地跟从而已，并没有什么独到的坚持和探究，也没有多少理性精神。也就是说，自己所做的很多事情，并非出于心灵。
在生活中，找不到其他的东西不要紧，找不到“自我”，一般来说是非常麻烦的。我也常常苦恼于此，只是不说。朋友用了探讨甚至请教的口气，希望得到一些启发，所以这里就算一起探讨。
“自我”如果按西方的概念去解释也很复杂，什么超越“本我”和“超我”，找到一个平衡，从而获得生命的自由，发现其意义和价值。如果按照古人的说法，可能近似于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之类。反正它不是简单的倔强和自私，也不是那种不管不顾和一味放松的生活状态，而是仍然有理性和责任在。
我们去找那个东西，直到跑遍世界，读遍经典，无怨无悔。可是这样的苦苦奔波直到耗尽生命，就一定能够找到它吗？谁也不能回答。当我们快乐了，充实了，自认为找到了它，可最后还是一场误解。我们每个人只有一生，谁都不想浪掷和空耗。
最可靠的寻找方法，从古到今好像也只有读书和行走了。这看起来是两个事情，实际上是同一个，前者指遨游于精神世界，后者指地理的或现实的探寻。穿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却不能迷失，更不能将“自我”融化在其中，以至于最后失去自己。时间是最宝贵的，花费那么多时间读与行，踏遍精神和现实这两个世界的许多角落，不过是为了一场寻找。
这正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初衷。有时候依赖导师，为了走个捷径，认为比我们高的人总会指条近路，给人启发。是的，真正的导师，只要认真而诚恳，就会给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帮助。不过这个过程也会发生相反的情形，就是过分信任他人的生命经验，依葫芦画瓢，反而弄丢了自己。再了不起的个人经验也是属于别人的，这只能是一次参照，而不能照抄。
学习的时候极易产生误解，会不自觉地盲从。所以处理好“自我与时代”“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是最难的。我想对朋友说出自己的最大苦恼，即学习的益处和害处交织一体，常常很难分清。白天学到了，清晰了，夜晚无眠时又会发现自己正在跟随，跟得太紧，反而越来越不像自己。这样的夜晚我就会自问一句：明天我去哪里？
可是，当我们强调自己的时候，是否又在逞强使性，将倔强当成了“自我”？如果这样，那还不如从前。除了导师的面授，还有什么方式？“学”是游走，是行动，是走遍世界；“习”是回味咀嚼的过程，是与个人的经历感悟融为一体，更深地发掘、认识，激活和焕发自我的创造力。这个时候产生的所有成果，似乎才不可替代，因为它是个人的，而且是走遍精神和现实的世界之后，进一步确认了的那个“自己”。
或许有人讲，如果不行走不阅读，不受各种影响和引导，也许能够更好地发现“自我”。这是偏激而神秘的观悟人士，近似于古代的岩穴之士。事实上人的一生对自己灵智的开发，最好不要求助于神秘主义，那会遁入变形的悲观主义，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对自我的发现，需要漫长的一生，因为诸多认知都非常有限、甚至会发生偏差，所以才要不断地学习和访问，于拓展中矫正认知。人对自己的认知常常是模糊的、不清晰的，每个生命的能力和个性，都被一种无所不在的规定力所赋予和塑造，它们拘囿于先天，非得通过后天的学习来发掘和打量不可。这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而不是消融自我，更不是把自己改造成他者。
回到文学意义上谈“自我”，也同样如此。过去某出版社有一个权威，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当他看好一部书稿的时候，就把作者叫来，让对方一遍遍修改，不停地灌输自己的理念。如果听他的话改好，就可以出版，不然就不能出版。他对作者很是爱护，而且无私。但是他采用的办法，是将对方一点点变成他自己。显然，所有好的导师都不是这样的，而是应该帮助学生寻找自己，确立自我。
作家韩少功说，湖南乡下有个地方很有意思，人过世了不叫“死”，而叫“发散”。这让人想到这个生命就此人间蒸发。可是躯体还在，怎么就说“发散”了？实际想一下是很深刻的，这里的“发散”是指精神和灵魂离开了肉身，生命只剩下了一具躯壳。这是民间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刻认知。
学习、游历、关注，这一切不是为了让自己“发散”，而是吸收和过滤，最后凝固起精神和元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关键，所以千万不能让自己“发散”。“我”要在，不仅在，而且还要越来越充实饱满，要生气灌注。
从事文学者最常问的就是如何才能确立自己的风格，写出不同于他人的杰作。这不易产生答案，因为都在摸索。这里说的当然还属于“自我”的范畴，是怎样焕发创造力。这方面的无数道理，所有大学课堂、教授和评论家都在讲。有的人上了年纪，慢慢总结出两个办法，就是“读老书”和“回老家”。乍一听觉得了无新意，仔细一想非但不错，还有很深的道理。古今中外的经典杰作都是“老书”，它们一般是背时的，不会是簇新之物；而我们知道，在习惯中往往新的才是好的，都有一种追新的想法。要与老旧的文字亲密，将它们拿来对照身边的各种新，会发现差别，感悟原理。我们于是就会发现，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它们还没有被时间的老汤泡过，滋味不够醇厚。至于回老家，那很容易明白，就是找到过去的熟人熟地，一些陈旧的往事也就勾起来了。
书籍和人事一样，不能喜新厌旧。只要与老旧的事物缩短了距离，人就不会变得浅薄，也不会追逐新潮。自我最容易在逐新中丢失，而难以在回溯中扔掉。
老书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也就更靠得住。有些书因为当时所处的环境、一些特殊的原因才获得较高评价，走红或畅销，然而换一个时代就未必了。时代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只有在每个时代都立得住的书，才是可靠的，才有可能变成经典。把作品的时代荣誉计算在内，然后更多地交给时间，这就是老书。不到一百年，恐怕是很难检验出真金来的。无论多么权威的专家讲“当代经典”，都不要相信。当代怎么会有经典？
“回老家”比“读老书”还重要。有人说自己就出生在城里，没有老家。怎么会没有？度过童年的那条街就是老家。一定要与陪伴自己成长的那片土地紧密相联，走得越远越要回望。有人以为读了那么多书，上了那么高级的学府，已经和老家的人没有共同语言了，所以就没法交流了。这怎么可能？不止一个人言之凿凿，说回头见了青少年时期的朋友，特别是老乡们，已经没法往深里交谈。真不知道他们想深到哪里去。如果多交流对方感兴趣的，而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从这里进入，一切也就迎刃而解。老家的功课一生都不能荒废。大哲学家康德一辈子没有离开德国的柯尼斯堡小镇，难道还有人比他知道得更多吗？他每天下午都要沿着固定的路线去散步，和镇子里的人谈话，了解各种事情。他与这个世界上最粗壮坚韧的一条线索维系着关系，只要没有断掉，也就不会无知。这些知识连书本都不能弥补。
同样是老书，如果进一步限定和划分，那么还是要立足于本民族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就文学观念上看有点像日本，长期以来总想脱亚入欧，不愿待在亚洲的气氛中，所谓的崇洋实际上是崇尚欧美。当代文学也是那个气味，翻译的气息扑面而来。如果本民族的经典气息浓烈了，就像穿了老式缅裆裤似的。民族经典不时髦也不先锋，还存在语言障碍，但是读进去是必须的，这是我们的血脉。本民族的诗性和思想，需要扬弃的当然有，这也是学习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它是本源和流脉，是无可选择的根性，不能让它“发散”。
现在的状况往往相反：向往大都市，老家的路径越来越生；读书选取流行和畅销，或一般人听起来很别扭的作者与书名。唯恐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时髦的人物、见解、科技、建筑、表演，生怕被潮流抛弃，有一种跟不上的恐惧感。有人觉得乡音刺耳，最后找不到回家的路。那些离老书太远的人，会认为古籍可弃，最后变成言必称网文的时尚人士。
实际上所有重要的写作者，包括思想者，成长的路径不是逢新必追，而是纵横寻觅。他们的方向感来自一次次综合，是从交错紊乱的痕迹中梳理头绪，经过不断的权衡和对比。沉着和坚定，非凡的意志力，虚心听取与判断，对真理始终如一的热爱，对经验的普遍借重，这一切促成了他们的卓越。貌似保守陈旧的特征，实际上是由审慎和求知演化而成。满口新词的人少有可信者。
老书实际上和老家有极相似的一面，品质也差不多，都指向了原有和根本。这是植根生发之处，是让一个生命牢固的基础。脱离了它们是有严重后果的。学习和行动偏重到这里，看起来笨重守旧，但纵观那些事业有成的人物，他们身上一般都很难抽掉这两个条件。这可能是迟来的觉悟。一些特别有才华的青年作者，前途无可限量，直觉、感受、文笔各方面好极了，可惜这往往只是开始。他们中的个别人投入大城市以后，只几年就不行了，身上有些极珍贵的东西很快就没了，好像蒸发了一样，这让我想到一个词：“发散”。
这里并不是说一个人要死守狭隘的精神与现实的边界，不再开阔视野，而是说怎样在纵横交织的潮流中立定。只有立住，然后才是其他。人需要深厚的根性，而无土不生根。天生肤浅的人一直呆在老家，也很容易跟上风头，这样的人到了眼花缭乱的地方只能更糟。人生要有出发的勇气，但勇气并非一个方向。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告诫自己的学生：不要到大城市里来，这里氧气稀薄，还是回到小镇去。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这句话，而要从中听出深意，那就是重视自己的独立思考，在一种相对清寂的环境里感悟和创造。
我们一再警惕自己变得眼界狭窄，所以要广泛阅读和更多行走。但这一切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让内心变得更专注更有力。从最熟悉的那片土地上起步，建立起个人的知识结构，搭起精神的脚手架。
这种事情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现在有一种倾向，即在消费和物质主义时代，回头打量我们一度拥有的那些珍藏，不仅没有亲近的欲望，反而对其不恭。好像它们在网络时代突然就失去了价值。谁来作出裁决？真是需要慎重。判断的失误将付出代价。举例说，有人把《金瓶梅》说得好过《红楼梦》，好像变成了一座高峰。它市井生活的生动、民间语言的活泼，以及深刻的认识价值都可以不争，但黄色下流却会将其悉数毁掉。所以它一直是一部禁书。将所谓的“认识价值”独立出来，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从来都是一个整体。
物质主义时代常会给出一些荒唐的标准，它们是让人猝不及防的。雨果所说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道德的标准，在娱乐至死的时代备受质疑。勾心斗角、图财害命、诲淫诲盗、低级趣味、肮脏淫乱，这只能是地狱里的美文。
认识价值、教化价值、审美价值，它们是绝不能相互剥离的，其功用必定是综合一体的，统一于完整的世界之中。所有的丑陋和残忍，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认识价值的部分。即便是文学艺术，回到常识也是困难的，会有一些莫名的“高论”去摧毁它们。康德说得好：所有在经验和常识中引起不适的，就是不道德。
学习就是上路，就是一路上遭逢许多东西。惊喜和恐惧都在其中，有时候难免模仿、强调和追逐，如果没有足够的警觉，便会耽搁旅途。当我们上了年纪幡然醒悟，已经有些晚了。艺术的小时代，物质主义的腐蚀力会潜移默化，自我的迷失是随时发生的。有些朝气蓬勃的上路者多么可爱，他们身上带着一片土地给予的全部能量，离开了故土，到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去了，隐没到高楼大厦之中。过了几年再次见到，会发现原来的那双清澈的眸子，满是嘲弄的意味，如此的玩世不恭。
他不停地说出的一些话，都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是从所谓的“大地方”学来的，来自不成器的老师和朋友。我们以前听到的那些朴素而又自然的见解，全都没有了。整个人已经“发散”。
找错了路径和榜样，成长便不可期待。
我们要在时代的滔滔洪流里安定自己，然后判断和甄别，极其谦虚。不是把谦虚当成一种姿态，而是作为一个前提、一种个人品质。谦虚才有个性，才会在广泛的寻找中巩固自我。所有低能的人都是傲慢的。谦和、平静、自信，在网络时代里尤其宝贵。
写作与传播
今天谈的是“写作和传播的关系”。写作是对自己劳动的总结，而传播涉及到翻译和出版、网络时代的文学交流等。
当下作家面临着更复杂的环境
我们经常会谈论一个问题：作家怎样才能迎来个人最好的文学时代？其实这是无法选择的，任何一个写作者面对的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他来说都只能是重要的。作家面临的时代就是他唯一的时间与空间的总和，需要直面，需要不断地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困境，把劳动进行下去。
今天的作家既不是处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五十年代，也不是20世纪90年代，而是置身于网络时代。我们经历过许多变迁，一直走到了今天。
作家在漫长的写作训练期和奋斗期之后，会抵达一个所谓的成熟期。在今天，却又不得不接受剧烈的物质主义竞争，接受商业主义、技术主义以及数字时代中的一切，比如像沙尘暴一样奔涌的文字、各种娱乐方式。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写作者如果感受不到时代对他的冲击和召唤，不能具备在巨大的压力和困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一定会溃散下来。
写作者不面对困境是不可能的。在接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劳作中，当然要不断地克服一些障碍，并将此转化为继续下去的动力。各种问题，包括身体状况、时间紧迫，也包括怎么迎接新的文学与思想的流变、各种艺术的竞逐和蜕变、处理与整个文化潮流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我们可以像昨天一样，一起召开隆重的学术研讨会，与朋友一起讨论文学，但个人的写作困境还是要独自面对，自己解决，要设法将其磨碎。
财富的积累和海量的数字传播
物质和商品环境的改变似乎到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有人说近年来我们这里已经有了少则两亿多则四亿的中产者，虽然极有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获得与积累财富的机会正在对某一部分人敞开。这种物质的挤压对于写作者，既是一个观察的对象，又是一种参与的诱惑。当代写作者中的一部分希望或正在成为富有的人，这也是事实。所以每个人都面临着工作方式和工作目标的选择。
其次是迅捷而海量的数字传播。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如今的书店里已是书山书海，其中有大量“文学”。这么多的纸质印刷品最后到哪里去了？有人说占绝大多数的都是垃圾，姑且不论这样说是否准确，就算是垃圾，它们大部分还是流到了读者的“胃”里。
纸质出版物排山倒海，网络上的“文学”更是波浪汹涌。前年去韩国，当他们得知如今中国的文学写作者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万，都表示了震惊。仔细想了一下，何止百万？昨天朋友告诉我，中国每年大约有几百万部长篇小说在网上流动，纸质印刷的长篇小说也有一万多部，中短篇、散文和诗更是多得不得了。这么巨量的文学传播，这么多的写作者，真的是史无前例，无论多么杰出的作家，无论多么新的面孔，都很容易被淹没掉。
曾被誉为文学黄金时代的20世纪80年代，那时一年出版三五部长篇已经算是丰收了。主流作家都在冲刺“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人们通常认为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时代，中国产生了自己的代表作家。但与今天相比，那时巨大的文学创造力还没有被呼唤出来，参与者也远远没有现在这样多。
国外的窗口被进一步打开，各国作品越来越多地被翻译进来，国内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出去。这种交流的频繁，交流的密度，也是前所未有。作品外译其实应该是正常的交流方式，却无形中成为中国人评价文学的某种标准，甚至变成了焦虑、渴望和向往，这是一种特殊时期的怪异现象。
种种诱惑对于写作者构成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当今写作者遇到的困难。虽然每个时期都各有难题，但仍然是不同的。现在发表的园地多了，网上也可以发表，但挑战却变得更大：容易被覆盖，被蜂拥而至的泡沫覆盖。
作家必须独自面对
讲到交流和传播就不得不多说几句翻译家。他们把那么多优秀名著译到中国来，没有他们的劳动就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中国翻译家的规模非常大，其水平被世界公认为一流。当代作家都受益于他们的劳动。
但这里面也出现了很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感谢作品的跨语境交流，另一方面又不能迎合和追随某些标准。传播和写作有关系，但还是极为不同的两种事业。这个时期，一个作家的定力，他的安静心，可能是最重要的，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朴素的、诚恳的生活与工作态度，离开了这样一种基本的持守，良好而有效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很容易被扑面而来的各方潮流裹卷而去，个体也就不复存在。
人们都有自己的体会：不要说写一本书，更不要说反映微妙复杂的思想了，就是写几百字几千字，要能够文从字顺，做到流畅准确，往往都非常困难。如果写二十万字甚至更多，需要怎样艰辛的劳动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它需要一个人极其冷静地判断生活，严苛地对待每一篇文字，需要大量的阅读，需要忠于脚踏的那片土地，去感悟、倾听，需要在失眠的长夜里咀嚼，需要过滤心里不断流淌的各种元素，需要对话个人漫长的阅读史里所经历的一个又一个杰出的灵魂。这真的要有一个安静的空间。
但是对不起，生活中的一切喧嚣，似乎都和这样的恪守形成对立和矛盾。而这些，首先就是作家需要独自面对的。
作家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必然会不停地面对这些问题。今天，这些困境不是变得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但工作只能继续，而不能后退。这或许也可以是一个愉快的过程。辛苦的劳动总是伴随着巨大的喜悦，没有喜悦和个人满足，没有对于个人劳动的坚定和欣喜感，这种劳动是很难进行下去的。所以在种种复杂综合的环境中，要坚持，要享受，要洗礼，要在安定中感受各种必将来临的东西，它们也包括喜悦和沮丧。
聂鲁达描绘的“黄昏广场的叫喊”
今天的作家要承受来自商品环境的压力。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读过的一段话。那是1962年智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在大学的一次演讲。他当年谈到写作出版的情况时说：“那些被商品环境逼迫得走投无路的作家，时常拿着自己的货物到市场上去竞争，在喧嚣的人群中放出自己的白鸽。残存于昏暗的傍晚和血色黎明之间的那一丝垂死的光，使他们处于绝望之中，他们要用某种方式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寂静。他们喊道：‘我是最优秀的，没人能和我相比！’他们不停地发出这种痛苦的自我崇拜的声音。”
那时候读到这段话一点都不理解：一个作家通常是自尊和矜持的，怎么会像贩卖商品一样在广场上喊叫？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今天，相信在座的完全可以理解他的那种描述：诗意的描述、残酷的描述、不留情面的描述。
我们应该恐惧：这样的呼叫似曾相识。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被商品环境逼迫”的空间里，有时也不免沮丧。是的，我们会被聂鲁达的发现和描述深深地震撼。
在西方，原来20世纪60年代就存在这种情形了。海明威活着的时候，他的大量短篇小说，更不要说长篇和中篇了，都被拍成电影和连续剧，那时候其他娱乐形式已经对文学构成了挤压。今天除了这些，物质挤压力又加强了许多，中国作家终于面临甚至超越了当年聂鲁达他们所感受到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一个写作者，即便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也面对着怎样处理个人生活中诸多新难题、新现象，以及如何保持自尊的问题。
一个人对文学的热爱，往往是从小读书以及被各种感动和召唤所吸引，还由于先天所具备的多种美好元素而形成，那时候既没有稿费和翻译的问题，也没有评奖的问题，更不会考虑其他。那种爱是多么纯粹，多么可靠，是最原始的动力，这个动力装在心里，永远不要失去才好。
作家永远不要走到“黄昏的傍晚和血色黎明之间那一丝垂死的光”里，不能那样喊叫。这可能是今天需要谨记的。
虚构和真实：不同的吸引力
如果身体好的话，作家到了七十五六岁以后也许会好好写一下自己，写一下真实的经历。有人可能会问，这之前的许多文字中都没有自己的经历？没有写真实的自己？当然有，但这是尽力绕开自己之后的想象和表达，是把个人的虚构和创造发挥到极致的结果。也许把所有的情节和人物揉碎了重塑，也能找到个人的影子和元素。但是，这和更直接的表达毕竟是不同的。作家将越来越告别虚构，越来越走向写实。
有人说五十岁以后更多看传记，虽然传记也有水分，但大致上比虚构的东西来得更可靠一点。读真实的文字比读虚构的东西更过瘾。每个人都是如此：年纪越大越重视真实的记录，越不重视消遣类虚构类的内容。所以孩子们才更愿待在网上，更愿看电视连续剧，愿意找青春的面孔，人到中年就不太这样了，年纪越大要求越高。
一个写作者也会经历这样的转换。虚构的文字不是不好读，而是对阅读者的要求更高了。我们仍然要读两种东西，一种是真实的记录，一种是虚构的文字。小说仍然要读，但是标准提高了，只读最绝妙、最超绝的文字。绝妙的虚构文字、天才的杰出虚构，卓绝的语言艺术，仍然比纪实文字更吸引人也更有魅力。但那只会是极少数，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
由此看来，写作中的虚构不能停止，但是要建立起一个更高的标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标准。对于阅读者来说，这是不可错失的人生风景，是真正的享受。层次越高的人越是需要，它永远不可以放弃。
走向传统经典阅读
这次在中华书局推出的四卷本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系列，是我二十多年的劳动成果。二十年来我把大量时间花在阅读中国经典上，不能说将经典诗学全都读过，但肯定读过很大一部分。中国古代诗学让人感触很深。当稍稍克服了文字障碍之后，即可领会中国诗学的巨大魅力。它或许已经在个人的文字生涯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一场和古人的漫长对话还在进行中，大概会持续到我生命的终点。
如果二十、三十多岁阅读了大量翻译作品，后半生就要稍稍改变一下，重新分配时间。那时候一排书架上插满了翻译作品，而且还在不断地往上搬。二三十岁人的眼睛好像一台电脑扫描仪，现在脑子碎片多了，转得很慢，读完一架书很难了。时间这么宝贵，眼睛比过去差，记忆力也差，但情感却更多地靠近了中国传统。
随着年纪的增长，人会抓住书中的干货，知道哪一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哪一部分是过去疏失的。人只有一生，不可错失最重要的风景、最重要的事物，不能留下遗憾，所以，我们需要经典。
谢谢各位！
讨 论：
两部书
《古船》是我二十七八岁时的作品，《九月寓言》是我三十岁时的作品，对我个人而言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我自文学起步后，走向比较饱满阶段的两部作品。
事实上，我个人很早就开始接触西方经典作品了，但近二十年，阅读中国经典比较多。当然，西方的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重要贡献，我个人直接从国外现代主义技术层面接受的东西很多。如果追溯西方经典，会发现它拥有古典主义的崇高，深深地感动读者；而现代主义以全部的复杂性，使读者沉迷。当代中国文学接受现代主义时，更多地是直接从形式上模仿，是沉迷，而缺少这条从古典主义淌下的河流中所仍然具有的“感动”的元素。
回头看《古船》，它对西方古典主义包括中国古典的借鉴颇多，到《九月寓言》则更多地走向了现代主义。中国传统这个河流不能中断，所以，我用较大的力量来解读中国经典，中国当代文学应当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河流一直流淌下来，随便从中舀出一勺来化验，仍然能够分离出古典的崇高与震撼。今天大量阅读经典，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不能偏离的功课。
翻 译
翻译当然很重要，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板块之间的交流，很容易令写作者兴奋，与汉学家、异国读者交流时，还是很受启发和感动的。但这与写作是两回事。一个优秀的作者不能仅仅考虑到让西方承认，或者急于大面积地传播自己的作品，而是应当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在这方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虚荣心，那样一定会伤害自己的文学品质。作家有自己的写作伦理，这就是要把母语写作和这个空间内的理解紧密呼应，当成自己工作的核心。
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译非常困难，因为它不是翻译一本电器说明书，而是要再现一门语言的艺术。最重要的是经营好自己的文字，沉浸在自己语言艺术的世界。只有这样的翻译，才更有价值。由于翻译难度的存在，越是好的语言艺术，译出的难度越高。
如果不追求语言艺术的翻译，仅仅把一个故事讲明白，难度就少多了。我们可以遇到大量把语言艺术当成电器说明书的翻译，这种情形很常见。但一旦有一个好的译者合作，作家就要尽力与之配合。做什么工作都有自己的规律，要按照规律做事情。
海洋文化
中国是农耕民族，西方是游牧民族，大致看是如此。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逐水而居的内陆国家，但是也不尽然。农耕文明与中国的正统文化——儒家文化一脉相承，这使得大家都忽略了我们文化的其他方面，比如齐文化。齐文化是一种海洋文化、商业文化，倡导幻想和自由、开放和冒险。所以，中国也有海洋文化的基因，只是齐文化长期以来被儒家文化淹没了。随着我们对海洋、天空、太空的认知不断提升，那一半被掩盖的海洋文化特性也会慢慢浮现。
减 法
山东诗人孔孚非常提倡写作中的“减法”。他有一首诗叫《峨眉山》，内容极简，把减法做到了极致：内文只一个“雾”字，快简得没字了。但他的大方向是对的。看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大文豪写的经典名著，都是大把使用文字，写人物及风景，洋洋洒洒几万字。现在的文学作品已经不可能这样奢侈了，所以必须使用减法，要尽可能用极简练的语言，更用心地领悟，用更绝妙的方法，达到与前辈作家同样的精准和力度。其实越用减法难度越高，这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了很多不可企及的高标准，但是不能畏惧。要记住网络时代可读的文字太多，人们消遣的方式太多，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文字的使用才更为苛刻。一个作家把别人吸引到自己的文字面前，需要多少刻苦的训练和坚守，才能达到一点点这样的效果。
传 统
中国现当代小说为什么学习西方比较多？我们这里讲的文学大致是指纯文学（雅文学），中国的小说传统，大部分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没有继承，似乎也没有太多继承的路径。中国当代的纯文学（雅文学）小说，大致上继承的不是中国小说，因为中国传统中最发达的不是小说，而是散文和诗。中国的传统小说大部分是通俗文学，属于广义文学的范畴，纯文学（雅文学）是狭义的文学，不包括通俗演义、言情等小说。
中国的雅文学小说，在四大名著中只有《红楼梦》，另外三部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有一个特点，即吸收了很多通俗文学的元素，但比通俗文学高。由于中国的雅文学小说源流很短，因此中国现代小说不得不大量借鉴西方，国外的意识流包括西方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中国都有，深度和高度另当别论。
但是不能因为中国雅文学小说的源流很短，当代作家就完全放弃对于传统的借鉴。雅文学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表现在《诗经》、诸子百家、《史记》等经典中。中国被称为“诗书之国”，我们的“诗性写作”不一定要完全学习西方。今天要努力向中国雅文学源头靠近，要思考和实践这个问题。
推 荐
小说我推荐《我的名字叫红》，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创作的长篇小说。这个作家写得外形上很通俗，心思却非常细腻，这方面应该向他学习。他的好作品很多，但这本最突出，具有通俗的外壳，雅文学的内核。
两本非小说，我推荐《鲁迅杂文选》，虽然写作的时代和现在相比有很大变化，但一些根本的人性问题、文化问题以及社会问题，都有可比性。鲁迅的杂文构成了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很多人问，这么伟大的作家怎么没有长篇小说？其实，鲁迅全部的杂文相当于一部浩瀚的史诗，在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第二本是俄罗斯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巴金先生的译本，凤凰出版社又出版了全译本，是一部心灵史，文学性、思想性达到了高峰。虽然读起来有点艰难，但一旦读进去会难以放下，受益良多。
非诗的时代
我觉得诗最难写。诗是整个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时代变了，诗的时代过去了，不仅是中国，俄罗斯从普希金之后也几乎告别了这个时代：尽管不断出现革命诗人、现代诗人，但大致还是走向了小说和散文时代，中国如此，整个世界也是如此。但无论写作实践怎么变化，只要有文学这一顶皇冠在，它的明珠就是诗，诗搞明白了，文学也就搞明白了。一个写作者如果富有强烈的诗性，一定是个大诗人，所谓诗性多强作家也就多大，作家的很多问题出在他本质上不是诗人，而是一个通俗的故事讲述人、一个娱乐工作者。
从这个意义上会发现，诸多文学形式里面，达到高峰的是诗。不是诗的时代里，让他专注于诗很难，也正因为难，真正的大文学家不一定写诗，但却是本质上的诗人。高尔基是苏联文学界泰斗，威望很高。他主要创作小说，但也爱写诗，他写了好多诗，只是不好意思拿给人看。有一次他忍不住将自己的诗交给当时正走红诗坛的马雅可夫斯基。对方看着看着，忘了面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物，竟然斥责说：“这写的是什么东西!不行不行!”过了一会儿，马雅可夫斯基见一点声音都没有，抬头一看，才发现高尔基正用大拇指抹着眼泪。后来马雅可夫斯基回忆这一段说，我当时多么不懂事，竟然斥责他，但是心里还是有点自豪和小得意。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大文学家都是诗人。我们走入了非诗的时代，但是要记住，诗是最高的，是文学的核心。
时代之弦
一个作家写了十年，精神很饱满，但十五年、二十年后依然不重复自己，就比较难了。总是写农村或者写一个地方就是重复？并非如此。有评论说，“从福克纳邮票大小的土地上看到世界”，这是一个比喻。是否重复，在于是不是仍然保持一种饱满的张力，有新的思考，是否回应了时代的最新问题。会读的人能看到作家的精神，听到时代之弦被扣响的声音。情爱、武打、破案、社会文化谴责小说，就一定是通俗文学吗？一般是这样。但通俗文学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不太关心时代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问题，比如人的尊严、精神层面的东西。写什么内容没关系，通俗作家也可以写眼前的社会问题，可以写近在眼前的矛盾，雅文学也可以写战国时代，但却要紧扣时代之弦。雅文学一定是紧扣时代之弦的，看时代的精神之弦有没有扣响。
评论家
在我眼里，好的评论家也是作家，只是换了一种表述方式。作家有糟糕的，评论家也有糟糕的，但我们要跟踪、寻找这个时代的好作家。有人说当代没有好作家，过去才有，外国才有，不足够遥远就不愿意说好，这是胆怯的表现。当代有好的作家，要去寻找。作家是广义的，有的写散文，有的写诗，也有的写评论。
好的评论家就是大作家，他们在内容的敏感、语言的精准、思维的高度、精神的力量等方面，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作家，可以说他们是同行。千万别把翻译家、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等分得太清，他们的表述方式、运用的逻辑推论等不尽相同，但是内在的难度和高度是相同的。
（本文为作者于2019年9月14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文学讲稿）
本文刊于《雨花》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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