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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好环境对写作是一件有福气的事
文 |王蒙让文学家歌颂自然，是很容易做到的。我曾经说过，作家天然是环保工作者的同盟军，作家天生应该与环境保护工作者携起手来。这并不是说，作家都懂多少环境保护的理论和知识，而是说作家更富有对于自然、对于祖国河山、对于一切生命的感受和热爱。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里会很自然地流露出对生态、对大地、对天空、对海洋、对空气、对山林、对江河湖海的关心与热爱，有很多写自然环境、写可爱动物的作品，童话也有很多，比如义犬救主，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有善报”等观念。从另外一个角度，作家往往也能更早一点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发出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呼声，警惕环境破坏的危险。有很多嘲笑、抨击破坏自然、残害生命的作品，比如契诃夫的《草原》《万尼亚舅舅》，文字里充满了对生态破坏的忧虑。当然，也有一些文学描述按现在观念来说落伍了，比如说武松打虎，以前彰显的是武松武艺的高强和内心的勇敢。现在见虎再打就不行了，因为虎变得越来越稀缺。我看姜戎的《狼图腾》，觉得狼也很可爱，我可喜欢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前所未有，公民的生态环境意识越来越深入，人们已经意识到再也不能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了。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仍然面临各种阻力，许多令人痛心的现象仍然在发生，比如乱砍滥伐、捕食珍稀野生动物、污染水源等……有些人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竟然做出了污染环境的大恶，甚至瞒天过海、隐瞒真相，或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社会风气。这当然是文学最为关心的事情，也是作家、知识分子以及全体公民有切肤之痛的事情。作家对这类现象或行为予以关注、有所声讨、进行谴责，是文学的天职，也是写作者的使命与责任。一个写作人，写作的时候需要精神非常的集中，需要有足够纯洁的空气氧气。一个写作者，不太可能在雾霾天气中或吃着被污染的食物，还能保持很好的创作状态，让大脑维持活跃的强度和活力，这是很难做到的。每年，我很重要的一段写作时间，就是夏天到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进行创作。我大概在那儿50天左右，但是在那儿50天的时间，比在北京三四个月的时间还出活。所以，我常常在那儿把一个作品大体构建出轮廓，或者在那儿最终完成一个作品。所以我想，好的环境对一个写作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有福气的事情。
02
写作的人生是幸福的
文 |陶纯我的故乡在山东省西部的东阿县，黄河岸边，离京杭大运河也很近。土地肥沃不假，但是人口太密集，人均耕地少，没有其他值钱的资源，因此家乡很贫穷。我祖祖辈辈都是下苦力的人，小时候家里孩子多，光靠父母挣工分，经常吃不饱穿不暖。当然那时候的中国乡村都差不多。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故乡是个盛产故事的地方，《隋唐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历史小说对我的家乡一带都有涉及，而且村里经常有游街串乡的说书人光顾，那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夜晚到街头听说书艺人谈古。中国四大名著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先入脑的。听多了别人讲的故事，没事的时候，无聊之际，自己常常在脑子里编织、演义故事，渐渐成了个“故事迷”。一九八〇年高考，我幸运中榜，因为军校不收学费，为帮助家里减轻负担，果断地到位于长春的一所空军院校就读。在那里，赶上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繁荣大潮，而且图书馆里有看不完的好书和文学刊物，我每天最想干的事情就是读小说。两年后分配到驻山东的一支部队，感觉自己已经完成了“文学积累”，按捺不住，于是便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三四年时间，大约写出了五十万字的小说，屡屡投稿不中，灰心丧气之余，想放弃的时候，突然接到成都《青年作家》杂志的一封用稿信，一下子感到天空豁然开朗，以后就顺利多了。所以我坚持认为，文学创作就像打仗一样。过去打仗常讲坚持最后五分钟，文学也是贵在坚持。如果你有一定天赋的话，当你读完一百本小说，然后再反复地精读精研其中的十本，再然后写出几十万字的习作之后，往下你就可以收获文学的快乐了。能够成为一个作家，除了爱好以外，小时候的经历也很重要。巴尔扎克说，苦难是人生的老师。一个生活很顺利、衣食无忧、在蜜罐里长大的人，文学之神恐怕是不会垂青他的。一颗挨饿的脑袋，一般来说，会比一个脑满肠肥的人更喜欢思考人生。文学创作和人的生命轨迹有时确实高度相似，一开始蹒跚学步，踉踉跄跄，摔倒，爬起来再跑。长大了，骨骼硬了，便是健步如飞；等到了中年，体力开始下降，疾病来袭；到了老年，啥都不用说了。创作呢，大体也如此，一个时期写得顺畅，一个阶段写得别扭。我遇到的瓶颈主要在军艺毕业之后那个阶段，军艺文学系两年，读到诸多文学思潮，遇到很多潮中人物，天上地下，美洲欧洲，魔幻写实、先锋写作等等，这派那派，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离开军艺，反而不知道怎么写好了。今天想学这个，明天想学那个，后天想自创一派，这么一闹腾，脑袋成了糨糊，面前的路就看不清了。记得离开军艺之后，有五六年时间，自己进步不大，原地踏步的样子。当然这也符合自然规律，就像跑步，跑了较长一段距离，累了，该慢下来了。慢下来不怕，就怕慢下来喘口气之后，你的速度却怎么也提不起来，你干瞪眼，这才是最要命的。不少写作者就是这一阶段掉队的，以后再也没见他们跟上来。在途中受阻，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自己的生活阅历没有跟上，也就是营养没跟上。以前写农村，写军营，也写一点城市，素材伸手即来。写到一定程度，该写的都写过了，新的生活经验又没有补充上，就遇到了“粮食”问题。人是有惰性的，生活条件一好，吃苦耐劳的劲头就会下降，就不愿下去，不接地气久了，自然很难写出力作来。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无源之水，长不了，流不远。这是铁律。这一点上，我特别佩服贾平凹老师，贾老师那么大名气，早就功成名就，海内仰之，要啥有啥，但他还是不停地奋斗，每写一部长篇之前，他总是要到该去的地方行走、体验。文坛上，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榜样的，有的能吃苦，比如路遥、陈忠实等；有的极勤奋，像贾平凹、张炜等，典型的劳动模范。这些榜样值得我们敬佩和认真学习。关于得奖和文学评奖，实在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对得奖的作者，要真诚的祝贺，自己得不了奖，也不要灰心丧气，因为评奖有时候和干部任用一样，你没有提升，不一定是你能力不够。换句话说，提上去的，不一定都是好干部。因此对于得奖，还是那句老话：要抱有一颗平常心，得上，高兴；得不上，别不高兴。酸葡萄心理，虽然难免，但你得适可而止。作家不为得奖而写作，反而能静下心来，写出好作品。古代没有文学评奖，还不是有了四大名著？屈原李白杜甫的诗，也没听说得过什么奖。我本人得过一些文学小奖项，没有得过那两个大的奖项。得不上的作家其实占大多数。得上的，不搞妄自尊大；没得上的，也不必妄自菲薄。经常教育自己，写作不为得奖，把心思用到读书写作上，拿出令自己满意也令读者满意的作品，才是人间正道。创作无非是两个方面：写什么，怎么写。写什么好呢？当然是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最好，你的题材越新鲜，就比如你是个厨师，你用新鲜的食材做出的菜，肯定比不新鲜的食材做出的菜好吃有味道。文学史上有很多佳作，就因为它题材新，以前没人碰过，他写出来了，一举成为名篇佳作，载入文学史。搞影视的人，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寻找新鲜的，或者说是新奇的题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好题材越来越难寻，因为该写的，基本都被人写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尽量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从老题材里整出点新意来，力求每一篇新作，都得有一点新创意，这是对一个成熟作家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一点是怎么写的问题。以前我写小说，更注重叙述、描写、心理刻画，有意无意地弱化故事的编织，造成作品读起来不吸引人，有阅读障碍，那是吃了亏的。参与过剧本创作之后，我深深感到，讲好一个故事是一部作品的根本所在。如果你连一个故事都讲不好，再好的题材给你也没用，糟蹋了。这一点我更愿意提醒你们这些年轻的写作者，要有意地、执意地、刻苦地练习自己讲故事的能力。现在生活节奏快，读者不喜欢太磨叽的作品，你再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那样写，肯定不行了，那些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当代读者仍然认他们，你这样写，别人不会认你。讲故事这一点上，我觉得有必要借鉴影视剧创作，你看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它一上来前三场戏，就能把观众抓住，主人公的命运很快发生了变化，吸引人看下去。小说也不妨这样写，皮不能太厚。短篇小说，头一个自然段，甚至前三句话，就得给人留下印象；中篇小说，头两个自然段，就得达到吸引人的目的；长篇小说，前三页不好读，我就不想往下看了。锻炼自己讲故事的能力，非常重要。为什么同样的题材，同样的故事，别人能讲得津津有味，而你却讲得很乏味？这又回到厨房里，同样的食材，为什么有的厨师做出来好吃，有的不好吃？厨艺问题！同样，对于作家而言，是“作艺”问题。我回归文学创作之后，把讲故事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比如中篇小说《天佑》《秋莲》《根》等等，虽然都是老旧题材，但我自认为讲出了一点新意，能够让读者愁肠百结地看下去。这是影视创作给予我的一种意外收获。03
伟大的作品需要有志的“开凿者”
文 |陈彦从世界到中国文学、戏剧创作都有一个特点，早期起步都写的是英雄神话、英雄悲剧，比如《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 《奥德赛》等，中国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中国早期戏剧也多写的是帝王将相、栋梁英雄、才子佳人等。关注普通人，西方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 《巴黎圣母院》 ，都是对小人物最深切的关注；我们的文艺创作， 《水浒传》 《西游记》 《红楼梦》以及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长篇小说，都在关注底层人物的生活、命运，当然不像今天这样普遍了。关注小人物首先是因为作家只有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才可能写得更好。像《装台》 《西京故事》里的小人物形象，都是生活的赐予。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的时候，大院对面每天都有2000多名进城务工人员潮水般涌动，有时候弄得我们院子门口也水泄不通。有人说把这些“城市膏药”一贴到这儿就没法揭掉了，甚至很讨厌他们。我们也曾从门口把人家赶到对面去。但时间长了，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甚至十年、二十年，这些人还在这里聚集不散，我就不能不去关注、思考他们。比如《西京故事》里西安的3个进城务工人员居住点，其中一个叫木塔寨，当地居民3000多人，却住了5万多进城务工人员。在东八里村、西八里村，当地居民也就3000多人，进城务工人员却住了十几万人。每天早上人潮涌出来，晚上又涌回去。这些人、这个城市以及他们跟城市的关系都发人深思。城市里最脏乱差的地方由他们建设，建设好了，围栏起来了，他们就再也没资格进到里边去了。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建设者在背后支持着，但多少年他们跟城市都相安无事。我觉得这些人在生命精神上肯定有值得深切关注的东西，因此就下功夫做了些社会调查。当时戏曲研究院的屋檐下住了大约有三十几个进城务工人员，每天晚上在那里打地铺睡觉。有一个作家叫孙见喜，人很厚道，他冬天买了被子，去给这些人分发，在分发的过程中，其中一个人一下子吼了起来：“你凭什么给我这个，你把我当要饭的了是不是？告诉你，我不是要饭的！拿走，快把你这玩意儿拿走拿走！”这件事对他刺激很深，对我刺激也很深，我觉得有非常丰富的人世间的道在里边，许多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需要我们深入地去切片认知，从而勘测这些人的人性、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及这个时代的本质演进特征等等。《装台》里的刁顺子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但更多的部分还是虚构。我觉得人生无非就是“装台”和“主角”这两种人，在人生中，每个人都是“装台”的人，为他人装台，但同时我们也都扮演过“主角” 。对于个体，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但对于社会，每个人也都得为他人装台。这是生命的一个基本状态，我希望自己的小说具有一种象征意味，但也不愿刻意。文学艺术的隐喻应该自然存在其中。我在戏曲研究院的办公室三楼下边就是剧场的后台，那里常年聚集着“刁顺子”这样一些装台人，他们的生活作息和普通人不一样，晚上装台，装一夜，早上8点交给导演和演员排戏，戏排到中午12点，跟他们说今天有什么问题，他们接着干，干到下午2点半，又开始排戏，排完以后又有问题，他们又要连夜装台，这些人始终做着这样一种工作。我早晨跑步，多次见到他们睡在地上，只要能睡的地方他们都睡，一整夜一整夜地熬，每一个脸上都是蜡黄色。冬天，地上有一些暖气井盖儿，底下冒热气，他们就像虾米一样弓着在这些井盖上睡着。有一个细节，比如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仙女飞天，看到那种主角的辉煌，那种飞升的美妙，那种流动感，大家会掌声不绝。而在“主角”下面的灯光黑区，机器是需要一群人推上、拉下、转动、摇移的，主角在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正是装台人最劳累的时候。小说中“顺子”的生活很不幸，但他身上却不乏“大人物”也未必有的精神圣光——他有一个老师，是小学老师，很普通的一个小学教师，老了以后很少有学生回来看他。但刁顺子每年都会来看这个老师。老师家里有一个35平方米的窄窄的小房，临终想给刁顺子，又觉得顺子是能挣钱的人，并且还算是个小老板，又想把房产捐给学校，最后让顺子自己拿主意。顺子想来想去还是没要，他觉得自己能靠双手挣钱，还是不贪便宜为好，尽管他很需要，也很想要。这就是小人物的品格，他与一些“大人物”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呀！底层人物身上有很多闪光点值得我们去深挖、擦亮，社会底层的基石如果不稳，整个社会是演进不下去的。如果每个人都是从自我出发，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个人高光主义”者，社会就会演进得一塌糊涂。认真研究，我们常常发现最底层的人身上利他的因素往往最多。可能从表层来讲是一种生存的模糊现状，深层则是值得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艺术家进行更深入探讨的课题。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活经验，让我不断地把眼光放在了他们身上。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一些作家不仅是小说家，而且成为文体家，像汪曾祺、沈从文等。为什么写得那么好？最重要的还是要深深扎根土地。现在很多作品读起来不是那么过瘾，有人觉得是语言问题，其实更多的还是作家对那片土地的研究不够深入造成的。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沈从文的湘西写作，还比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他们都有一个“场” ，认真地把自己扎进去了。作家一定要对他所要写的对象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所谓好的语言，就是生活全息形态的折光。语言本身是材料，对于文学来讲就是构建的材质，因为材料选择不清晰，或者对材质了解得不够透彻，搭建的作品就不会好。因此我始终觉得一个作家需要有自己的一块土地。现在不太注重田野调查了，尤其有了计算机以后，基本上都是计算机解决所有问题，其实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准确的，或者，我们通过检索获得的已经是别人进行了数千次、数万次过滤的知识和感觉。而艺术尤其是文学，需要有毛茸茸的第一手材料、第一直觉，一个作家要写好一部作品，必须扎进去深入研究很多年，才敢有所发言，他的语言才可能是一种自己和别人都喜欢的样式。要回到常识、回到源头去研究。知识爆炸的时代，随时一点鼠标，仿佛什么都知道了，的确是好事，但是对于文学艺术来讲，不一定是好事。它让我们变得懒惰、盲从和误以为是，对于要写的对象，我们了解得并不深刻，我们需要浸入到生活里，浸入到这片土地的骨髓里，才可能获得表象的语言和内里的质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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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课︱写作的人生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