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檄千秋
晓川
提起骆宾王，人们不禁会想起孩提时代读过的一首诗：
鹅鹅鹅，曲颈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这首《咏鹅》诗是骆宾王7岁时的作品。相传，有一天，他漫步池边，有人戏指池中群鹅令其赋诗一首，他随口吟了这么几句，赢得一片喝彩，皆呼其为“神童”。
而第一次与骆宾王的“亲密接触”，则是在1985年的秋天。其时，我在南通上大学。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几位海安同乡相约去南通江边的狼山郊游。走到山半腰，便可看见一片石坊，石坊上有一副楹联：
笔传青史，一檄千秋著。
碑掘黄泥，五行片壤栖。
看到我好奇，有同学指点我说，这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传奇诗人骆宾王之墓。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石坊后面有一片隐在草丛中的低矮的土丘，土丘前立着一块石碑，上刻“骆宾王之墓”五个字。
骆宾王为“初唐四杰”中最富才情者，然一生坎坷，亦为最不得志者。据《旧唐书·骆宾王传》记载：骆宾王（约619-约687），婺州义乌（今浙江省义乌县附近）人，初为道王（李元庆）府属，历官武功、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后贬为临海县丞。
骆宾王才思敏捷，见闻广博。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入侵，薛仁贵任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出征西域，骆宾王也加入军队并任奉礼郎。在军中他创作了许多边寨诗，最著名的当为《夕次蒲类津》：
二庭归忘断，万里客心愁。
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
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
社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
龙庭但苦战，燕岭会封侯。
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
这首诗，既描写了艰苦的边地战争生活、壮丽的边塞风光，又抒写了爱国报君的热忱和望乡思归的情愫。
骆宾王的诗整炼缜密，长篇最见才力。五言律诗仅一两篇，其中收入《唐诗选》和《唐诗三百首》的仅一篇《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骆宾王因为上书议论政事，触忤皇后武曌，被诬以脏罪，下狱（据陈熙晋《续补唐书骆侍御传》），在狱中写下了这首诗。诗前有一篇序，说明用意是抒写忧郁（序较长，今不录）。作者因蝉起兴，又借蝉自况，寄悲愤沉痛于比兴之中。整首诗，婉转附物，叹唱切情，精工谐亮，不愧为初唐律诗中风骨凝练的名作。
骆宾王是浙江义乌人，为何会葬身南通狼山呢？这还要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李敬业起兵说起。
李敬业，唐朝开国功臣李勣（本姓徐，赐姓李）的长孙，袭爵英国公。“善骑射，有才智”，曾任太仆少卿、眉州刺史，后因事谪柳州司马。《隋唐嘉话》中记载，其祖英公（李勣）曾说：“破我家者必此儿。”
武则天（公元624年－公元705年），名曌，并州文水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式称帝的女皇帝。为唐朝功臣武士彟次女，母亲杨氏。十四岁入后宫为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赐号“武媚”。唐高宗李治时期，初为昭仪，后为皇后，尊号为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后改名为“曌”，意为“日月凌空”。
公元683年唐高宗去世和公元684年唐中宗李哲的被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的分水岭，自始开创了武则天真正独断朝纲的时代，史称“则天朝”。武则天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办了四件大事：囚禁皇帝，临朝称制；逼杀废太子李贤；追尊武氏先人；改革名号等。武则天这样的做法对当时社会的震动可想而知。正当武则天在东都洛阳品尝着登上政治高峰的愉悦感的时候，有些忠诚于李唐的人就对她心生反感，不免议论纷纷，在远离洛阳的扬州的酒桌上，有几个胆大的文人借着酒劲说了一些出格的话，进而酝酿出了震惊朝野的扬州叛乱。
《资治通鉴》曰：“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会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及弟令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业贬柳州司马，敬猷免官，之奇贬栝苍令，宾王贬临海丞，求仁贬黟令。求仁，正伦之侄也。尉魏思温尝为御史，复被黜。皆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怨望，乃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
光宅元年（684年），李敬业以反对武后称制为借口，起兵扬州，以骆宾王为艺文令。骆宾王果然不负重托，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这篇气势磅礴的檄文传到长安，当然最后也传到了武则天手中。只见骆宾王写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夺后庭之嬖。入门见嫉，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段文字指出了武则天出生低微，而能专宠后宫，道破了武则天的心事，她会心地笑了。接着是：“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读到这里，武则天有些坐不住了，问道：“何人所作？”左右对曰：“骆宾王。”又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句，矍然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骆宾王才情如此，连被骂的武则天也不得不佩服。
敬业兵败后，骆宾王的下落不明，有被杀、自杀、逃匿不知所终等等传说。而我更愿意相信《新唐书·骆宾王传》的说法：“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骆宾王文集》的序中也记载：“文明中，与嗣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
由此我想起前几年关于“介入的诗歌”的讨论。骆宾王无疑是对政治“介入”过深的一类知识分子。一千三百多年后，我与育邦、黄梵、陈东东、何同彬、梁雪波等几位诗人对话时，谈起了我对“介入”的看法：“诗到艺术为止。”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势中，不能不残留着士大夫情结，那就是“治国平天下”、为“帝王师”的梦想。
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认为中国诗人应该严格地坚守自己的专业岗位，没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危险分子的样子。激进，在写作的范围内，在挑战既成语言秩序上，永远是必要的，越过这个范围，其用心恐怕已在诗歌之外。三十年代共产党在上海的领袖李立三曾希望鲁迅发表反蒋宣言，然后跑到苏联去，这个要求被鲁迅拒绝了。很显然，鲁迅是非常明白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岗位应该在哪里，他决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浪迹天涯的包打天下的文化大侠，尽管他始终都自觉地作为社会良心与各种黑暗势力有声有色地开展斗争。 我认为激进主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大敌，对中国两千年激进主义的历史我基本上持否定态度，除了一种献身大同理想的浪漫牺牲精神和中国农民革命改朝换代的传统外，它没有给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编辑 |丁春梅 审核 |徐莲华
晓川，江苏海安人。海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民刊《先锋诗报》主编。作品散见《诗刊》《星星诗刊》《诗潮》《诗选刊》《扬子江诗刊》《雨花》《西部》等文学期刊。有诗作被收入《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诗刊五年诗选》《江苏百年新诗选》等年度诗歌选本。曾被《诗神》月刊授予“十佳诗人”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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