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30年，读过的书，虽未确切统计，但不下千本了。若论对我专业成长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当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李凡著《孙中山全传》。
这本书版权页表明：850×1168毫米，32开本，15印张，373000字，1991年6月第1版，1991年6月第1次印刷，印数1—16100，定价：9.15元。
全书正文408页，前有3张插页，第一张正面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屈武题签”，背面为“著名篆刻家张牧石先生为本书镌印‘天下为公’‘浩气长存’”；第二张正面是孙中山画像，背面为孙中山伦敦蒙难时，康德黎交给警探辨认的照片；第三张正面是孙中山逝世及人们悼念、送灵的三张照片，背面为中山陵墓室里孙中山卧像和在南京中山陵举行奉安典礼的照片。插页后，有朱信泉撰写的“序”和作者自撰“前言”。正文后面，依次为“孙中山年表”，25页；“注释”，33页；“附录：参考征引书目”，6页。
很明显，这不仅是一部“生动具体、内容丰富”的孙中山传记，更是一部“撰著谨严、叙述翔实”的学术著作。而我邂逅它，竟是在一个乡镇新华书店里。这过程也颇有趣。
1992年4月的某一天，我骑车到临朐县城办事。从位于寺头镇黄崖根村的工作单位到县城，大约30公里。那时，多数路面坑洼不平，坡道较多，单程需要2个多小时。下午返程，到达冶源镇驻地时，已是非常疲乏，忽然瞥见临九路西侧的“新华书店”招牌，便下车进入，店面不大，黑咕隆咚，待眼睛适应后，才发现图书并不多，且以教辅资料为主，兼营毛笔、钢笔、纸张、本子等文具。我很失望，但两眼仍在书架上逡巡，忽然就与《孙中山传》“对了眼”。我让店主取下，略一翻阅，就知道分量很重，毅然掏钱买下。
上世纪90年代初，全民皆商，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一个乡镇书店进了一本学术著作，很让人惊奇。当“孤本”被请下书架时，灰尘蒙面，可见进货入店后，就无人关照过它。其境地，就像困居山村“独学无友”的我一样，孤单寂寞。后来，我常想，如果不是我买，它大概永远也卖不出去。
没有在偏僻山村生活过的人，想象不到那种精神的困顿。供职的单位，名为县直，但条件粗陋，生源不佳，已成“没娘的孩子”，在苟延残喘。我正尝试通过写文，获取逃离的资本，恰恰就遇到了这本书。返校后，我用蘸笔在扉页上写下“总理遗训，当千秋永记”，暗自鼓劲，“调动尚未成功，自己必须努力。”
随后，我将李凡“费时十余年方抵于成”的《孙中山全传》，置诸案头，不时翻阅，既了解了一代伟人的事迹，也加深理解了近代历史，还学到了治学研究的门径。荒芜的心灵，透进了一线蔚蓝。
1994年初，我依据书中对孙中山遗嘱的介绍，在课堂上解答了学生对《总理遗嘱》的疑问，并结合其它资料，撰成《〈总理遗嘱〉的由来》，投寄历史教学“金牌杂志”——《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想不到，很快在第6期发表。
那几年，从这本书获得线索，或得到启发，从而继续搜求史料，深入研究，撰写成文，得以发表的文章，还有好多篇，如《清帝退位的前前后后》（《联合报》1995年4月1日）、《孙中山和康有为未能相见的缘由》（《历史学习》1995年第4期）；《勤奋好学的楷模——孙中山》（《文化与智慧》1996年第3期）等。正是这些文章，让我获得一点声名，产生了一定影响，在1996年暑期走出了大山。
李凡的《孙中山全传》后来又出过几个版本，如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版《孙中山全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孙中山传》（修订插图本）。但在我心里，1991年版的《孙中山全传》最珍贵，最有纪念意义。从那至今，无论生活发生什么变化，这本书始终跟随着我，鼓舞着我。
写于2020年5月18日下午
对我专业成长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