耙红薯的记忆
郭怀福||北京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红薯是我们那一代农民的主要粮食。记忆里，老家的农民主要种植红薯和玉米，而红薯又是农民度过冬、春两季的“救命稻草”，没有红薯，真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
霜降时节，农田渐失生机。那些经不住霜打的其他农作物早已入了粮仓，只有红薯依然孤独地留守在地里，继续着它的生长。一场秋霜过后，原来墨绿色的红薯叶都被染成了黑褐色，红薯似乎一夜间失去了生命的色泽。但在农民眼里，蜷缩着的红薯叶落在垄沟里也是宝贝，人们手拿笤帚把薯叶扫得一干二净，这可是喂猪的好饲料啊！
红薯半年粮。我三叔是多年的生产队长，对农事是行家里手，还总是亲自带领社员下地干活，事必躬亲。在社员的心目中，我三叔很有威信。三叔一声令下，看看吧，生产队的红薯地里挤满了男女老少。年纪稍大些的用镰刀割红薯藤，年轻的劳力用大锄挖，他们配合的相当默契。挖红薯是一种精细活儿，会挖的一锄或两锄挖下去，一个个红彤彤的红薯就被整个兜出来，不散不伤，煞是好看。不会挖的，两锄三锄挖下去，不净不说，而且挖出的红薯尽是伤口，齐齐的创面向外渗着乳白色的汁液，让人深感遗憾和惋惜。如果有人接二连三的把一块块好端端的红薯切成几瓣，人们就发笑，笑声活跃了气氛，冲淡了人们劳作的疲劳和生活苦涩。当然，那时最高兴，最无忧无虑的还是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我们头上戴着用红薯蔓编成的帽圈儿，嘴里嚼着用衣服角或红薯蔓擦去泥土的红薯，在地里跑来跑去，常常为谁的父母挖出的红薯块头大而喋喋不休。有的干脆顺着父母挖出的红薯垄到前面去找蘑菇大的地方，猜想下边的红薯到底有多大，盼望着能拿到第一名，好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显摆。现在想来，挖红薯之所以能引起我们那么大的兴趣，全在于它的块根深埋在地下，这一部分的大小又可以在地上显现出一点半隐半现的迹象，引起了我们极强的好奇心，不像落花生，把果实全部隐藏起来，让人看不出一点端倪，也就少了我们猜测的兴趣；也不像玉米、谷子，把果实全部展示出来，让人一览无余。
红薯挖完之后，生产队长便按一家一户的人头、工分来分红薯。红薯分到各家，人们就挑选好的红薯放入地窖，有镐伤的红薯就擦成白薯片晾干或蒸熟后再切成片在房瓦上晾晒，这时你看吧，每家房顶上简直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也成了麻雀们每天的大餐。
我常忆起耙红薯的那段童年时光，红薯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特殊符号。其实，耙红薯是拾荒的一种。每每想到“拾荒”这个词，我脑海中就浮现出苍茫，空旷的田野和孩子们在田间地头弯腰低头、细心搜寻红薯的样子，就暗暗地佩服起先发明这个词的人。那个年代，我们什么都拾，譬如拾柴火，拾麦穗，拾玉米等。而拾红薯对我们来说有一种别样的吸引力。放了学，把书包往家里一扔，扒着水缸喝上几口凉水，小伙伴们便三五成群，争先恐后地跑到翻挖过的红薯地里去了，一锨接一锨地挖起来，一锨下去，总盼着能翻出一个惊喜，一个欢笑。尽管已是深秋，天气已凉，小伙伴们却个个干得满头大汗，把褂子脱下来，架在自己的编织筐上，甩开膀子挥锨猛掘，直到天黑得再也看不见了，才比比看谁挖得多，嘴里还嚼着红薯奔回家去。直到地上霜冻的时候。队里的红薯地几乎被我们翻了遍。
说到耙红薯，有一件小事，我至今不忘。那年我刚十来岁，一天下午，到生产队的一块红薯地耙红薯。那块地显然已被人翻过，红薯少得可怜，连小拇指大的红薯毛毛都少见。天快黑了，才拾到几块红薯。我们回家的路上，走到生产队场院旁边，有个年龄大点的小伙伴看了看旁边的红薯窖，说出了一个让我现在想来都惶恐不安的办法。我的任务是负责放哨，空荡荡的场院静得可怕，我提心吊胆的东张西望着。不一会儿，半筐半筐的红薯被提了上来。那个带头下地窖的小伙伴，按人数把红薯平均分成几堆，临装筐，他还和小伙伴们互相拉了勾，发誓谁也不能把秘密泄露出去。那一次比我以往耙的红薯多了好几倍，背起来沉沉的，压的我直不起腰来。回到家，母亲问我红薯在哪块地耙的，咋这么多？我脸红红的，支吾着说了生产队另一块地的名字。好在母亲并没有注意我的神色，也没深究，只是叹口气，说：“有的社员拿着队里的东西太不当回事，丢下这么多，多可惜！”当时我不敢正视母亲的目光，心里像压了重重的秤砣。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让我愧疚的事。
今天，红薯作为农民主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耙红薯的场景却让我终生难忘。
插图/网络
作 者 简 介
郭怀福，北京密云人，自去年7月至今先后在《作家荟》《邺城文学》《文斋堂》《今日作家》等文学平台发表散文、诗歌、小小说、杂文、随笔共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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