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氏文化点击上方↑蓝字关注关注九旬老干部巨篇回忆录连载（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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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导语】
《郁氏文化》微刊缘何推出海门汇通镇老革命干部袁少英的回忆录？
年初，海门汇通镇的乡亲曹振华先生曾推荐过，北京国家机关公务员、海门三星顾伯冲、朱匀其夫妇所写的《海门汇通古镇的味道》一文。
时隔三个月后，曹振华先生又发来94岁老人袁少英的回忆录，说：“汇通袁少英写汇通镇过去的事，非常真实。”并介绍了袁少英二儿子袁乐兵与我相识。今日发表袁少英的回忆录也是另有缘故。
其一，海门郁氏文化研究院郁家老宅距汇通镇1.5公里，那可是我岀生之血地呀。
其二，我小学毕业于汇通小学，也算与袁少英学兄学弟的关系。袁少英与先父郁彦周同时期参加革命工作，他是我的长辈呐。发表袁伯伯的作品，与他的儿子袁乐兵一起尽我的孝心啊。
其三，耄耋老人使用电脑实行无纸化写作7万多字，将岁月的欢乐、人生的苦短娓娓道来，十分真实，十分罕见，实属不易！
其四，袁伯伯和先父均为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他的文章无不打上毛泽东时代的烙印。先父说过，他忘不了培育他的父母；忘不了战斗过的故乡；忘不了幸存的战友；忘不了照顾他的亲属们。一句话，忘不了汇通的土地、水和百姓！读袁伯伯的文字使我想起了父亲郁彦周！
海门郁氏文化研究院院长郁志发于北京
2020.6
跨越近百年的蹉跎岁月
袁少英
目录
序 言
第一章 汇通古镇的风俗民情
第二章 抗战枪声中的学生活动
第三章 汇通区的抗敌斗争
第四章 坎坷人生的得与失
第五章 我的祖、父辈及姐弟
第六章 我的自述
第七章 我的幸福家庭
第八章 孝心暖我心
第九章 悼念爱妻倪燕诒
第十章 难以忘怀的人
第十一章 题外事却是题内话
后记
第三章 汇通区的抗敌斗争
1.汇日寇横行 血债累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华。“八一三”淞沪战役后，侵占上海。1938年春，侵占南通。1938年秋冬的一天上午，日本鬼子第一次侵扰汇通镇。那天上午八时许，我看着张能仁属下的连长沈元谷拿着出壳的盒枪，并把它装在木质的枪壳上，看上去盒枪变成了长武器似的，神气活现地指挥着队伍由南向北列队慢慢地撤离汇通镇。不久，东边枪声响起，说日本鬼子来了！镇上所有年轻的男女一股脑儿地向西北农村奔跑。
我随着人流也使劲地快跑跟上。刚出市梢，听到枪声更密集了。我也不顾一切地更加拼命随着人流向西北田野方向冲去。大约跑了两里路程，这时的枪声中还夹杂着“嗤！嗤！”“嗖！嗖！”声。现在想来，这显然是子弹与周围空气摩擦发出的声音，这才真正体会身处枪林弹雨的险境。
可以想象那时鬼子架着机枪狠命地扫射及用“三八式”步枪射击无辜百姓的狰狞面目。此时，看到我家对门黄锦章手里拿着自己脱下的芦花靴在一条横沟前和我并肩奔跑。由于他是成人比我跑得快，不久他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他的腿部被日本鬼子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即刻倒在地上，流血不止。幸好没有伤及骨骼。
在他身旁的好心人扶着他踉跄地躲进就近农家的茅屋内躺下休息。随后，我也躲到这间茅屋里。不多时，此屋几乎挤满了逃难的人。我看着黄锦章痛苦地呻吟着，并不时低声的说：“我很口渴”！在人群中有人说：“不能饮水！否则会加快出血”。
我回首一看又发现了我认识的一位姓俞的农民，一手捂着另一只手，原来他另一只手的虎口部穿过一颗子弹正在流血。此时，枪声慢慢地稀疏、停息。
四周异常的静寂，只听到在屋外不远的地方有鬼子“哇啦、哇啦”的喊叫声，但他们始终没有进屋。下午，日伪军撤离汇通镇，我逃散的父亲、姐姐才陆续回家。
据说这天早晨，鬼子在进镇搜索时，在汇通河河东徐家宅附近的坟地旁有一位持枪的游击队哨兵，由于他放松警惕，在不觉中突然见到鬼子就吓蒙了，没来得及打枪，就被冲上来的鬼子用刺刀刺死了。
鬼子进镇后，还蹿到西北唐家宅附近。唐实清（当时的一位大学生）为防被流弹误中，就伏在民沟沿上，而鬼子误认为遇到了游击队的伏击，于是冲上去用刺刀一挑，唐实清当场被刺死在沟边。这次日本鬼子欠下了两死两伤的血债牢牢地铭刻在我童年的心灵里。
此后，日本鬼子经常出来骚扰，群众每次都惶恐地向四处逃避。1943年，日伪军搞“清乡”，日本鬼子一个班（八、九个人），伪军一个连（实际一个排）长驻汇通镇南市梢汇通小学。筑有碉堡一座，四周围起竹篱笆、铁丝网。据点北门设有木质岗门，有岗哨，盘查来往人员，有时还逼你向日军鞠躬，并呼：“东洋先生好”！这是在鬼子铁蹄下做亡国奴的悲惨情景。
“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这是汇通镇百姓的切身感受。在汇通镇南市梢开设米行的曹九思，世代经商，是曹家弟兄的老大，他素有见地，在商界中有一定影响，生意兴隆。自鬼子进镇后，岗哨就设在他家门前。试问，谁还敢去买米？从此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处在这样环境里，鬼子的种种暴行、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可他又无可奈何！由于长期郁闷，想不过来，最后，悬梁自杀。
1945年，阴历正月廿五日，日伪军撤离汇通镇。这天，是我至死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早晨，日伪军忙着把抢夺到的战略物资装上木船，我父亲等几个当地市民被他们强拉去充当纤夫，伪军随船护运。然在镇南三里许遇新四军伏击，双方激战。因我父亲耳背，反映迟钝，不幸误中流弹死于非命。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全家豪淘大哭。
三叔二话没说，狂奔着沿汇通河向南搜寻，见到亲哥倒在了河沿的血泊之中，他扑上去把哥哥抱起，安放在借来的门板上抬到我家。好心的邻居急忙杀一只活鸡趁它在流血随着我父亲的遗体同时进入家门，以图吉祥。失去丈夫双目失明的老母哭得死去活来；失去父亲的姐姐、弟弟泪如雨下；八十一岁的年迈祖父老泪纵横，在忙乱的人群中抢着要把堂屋“上首”门卸下给儿子安躺。旁人见此情况立即劝阻说：“您老人家还健在，不能这样”。当年的父亲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的轴心，年仅四十二岁。母亲四十三岁。少轩弟十五岁，在二十天前（年初五）参加新四军。我才十九岁（第一次入党的次年），从此，家庭的历史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在我的肩上。
没有侵华战争，哪有以上种种悲剧。现在为了世界和平，提出“中日友好”、“世世代代友好”，在理论上、道义上应该如此。但在我个人感情上实在难以接受！当我听到《黄河大合唱》中“两个人的对话”、“黄河怨”时，我特别感伤。当我看到、听到有一些日本人现在还在抵赖侵华罪行，我特别的反感和仇恨。
2.汇通区的抗敌斗争
1941年，新四军东进，黄桥战斗胜利后，原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军队及游击队彻底失败，打开了苏北统一抗战的新局面。在这样大背景下，1944年以汇通镇命名的中共汇通区区委、区政府在通海行署、中共南通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应因而生。它所辖地域包括：旧民治、善同、桃园、震蒙以及日昇、敌靖等乡镇。相当于现今三星、天补、三和、德胜（部分）乡镇。南临长江，北至海界河。
汇通区紧邻海门县政治中心，是敌人必须控制的外围地区。但它又是我苏中解放区根据地的前沿游击区。敌我双方都把它视作重要的战略要地，所以，不管在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年代，敌我交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拉锯式斗争态势。中共汇通区委在上级领导下，在广大农村、学校开展广泛深入地宣传发动群众，在各乡镇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汇通镇地处旧民治、日昇、善同三个乡的交接点。早在1942年，通海行署派共产党员石超（化名俞忠信）长驻汇通镇。在朱业贤经营的南北货商店里以一名店员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秘密联系就近农村党的骨干。后来发现有个别购货人认识他，恐怕暴露他真实身份，奉命转移至天补镇西海神庙那里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后，八十年代他在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任党委书记。
在坚持反清乡斗争中的1944年2月，汇通镇尚在日伪军统治下，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学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家时关注日伪军动向。1945年春，胞姐袁静芝也在当地小学党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汇通镇又播下了一棵红色革命的种子，我家成了转移敌战区知识青年奔向解放区的秘密联络点。先后有在苏州工作的袁少庭、在海门县城读书的青年学生袁玺等多人曾在我家食宿过，与地下交通站联系后把他们送往解放区学习、工作。
1945年9月，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从地下转为公开工作，受汇通区政府指派任汇通镇镇长，开展党的行政工作。汇通区所辖各乡配备了指导员（党支书）、乡长、财政助理、民兵队（班）长，大力发展民兵，组建区队武装保卫自己，打击敌人，并为主力部队积聚、输送优秀新兵。与敌人针锋相对地开展“反清乡”斗争，破除日伪保甲制度，开展除奸斗争，收割敌人架设的电线，破坏敌人的公路、桥梁。在重要的抗日纪念日，发动民兵在夜里扰乱、攻击敌人据点，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逼使敌人不敢胡作非为。争夺敌人的据点后，把它彻底捣毁，阻止敌人反扑。
1944年冬，汇通区区队配合南通警卫团在坝头镇南香台庙附近打了一次非常漂亮的伏击战，当场击溃伪军一个排，击毙日本鬼子八、九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大大鼓舞了军民抗日的必胜信心。
1945年春，从东南方向飞来一架受伤的美国飞机坠落在宋季港附近，美国飞行员跳伞落地后，得到汇通区军民的及时救助、热情接待。当日军随后赶到包围坠机现场时已不见飞行员踪影。后来他被护送到解放区根据地，最终回到美国。几年前，这位获救的美国飞行员还特地来海门重访获救故地，并在海门公园内立下纪念碑，表示感恩致谢。在中美合作抗日的历史上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十月十日“双十节”，汇通区军民在川港镇举行数千人参加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各乡镇参加的军民无不欢呼雀跃。在大会的主席台上，有戴上着大红花的数十位青年踊跃参军。并举办了自编自演的文娱晚会。
1945年8月下旬，我们为了履行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汇通区接送了一批又一批从江南渡江过来的“浙东抗日纵队”。我看到他们全副美式装备，个个背着“卡乒”（译音）枪，非常威武，心中感到无比自豪、兴奋。
1946年10月以后，敌人在南通沿运河一线各乡镇进驻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汇通区丧失了可靠的大后方。一时间，敌人来势汹汹，非常猖狂，残酷地向翻身农民实行报复，捕杀干部群众。但是，在汇通区党的领导下，军民奋起自卫，坚持原地斗争。在我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逼使敌人只能龟缩在几个孤立的据点里，我们所掌控的广大农村逐渐由被动应战转入主动攻击的态势。1949年2月，敌人全线败退，海门全境解放。中共汇通区委、区政府从农村的游击状态公开进驻天补镇。
回顾汇通区军民抗敌斗争的日日夜夜，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汇通区区长陆飞鹫于1944年春夏之交，正在召集两面派（即敌我都可利用的）乡长会议时，突然被日本鬼子包围而被捕，他坚贞不屈，牺牲在海门狮山日伪据点。同时被捕牺牲的还有俞广香（他在此前不久，曾与我一起宣誓入党的海门中学上校学生）等。汇通区区队长陆益民于1947年春在益民村壮烈牺牲。汇通区区长陈润东于1946年调紫琅区工作后被捕牺牲。汇通区区委书记张平山于1947年在海西区反顽斗争中不幸遇敌而牺牲。
1946—1947年间，在坚持当地反顽斗争中，以黄英为代表的一批乡、村干部先后壮烈牺牲。上述的烈士们大多与我有过交往，有的已成为我崇敬的精神偶像。如今，我每每想起他们，心里感到非常难过。试问：他们对名誉、地位、待遇计较过没有？他们勇往直前的牺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烈士们永垂不朽！
3.抗日游击队鱼目混珠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国全面抗战开始。各地纷纷自发地组织了抗日游击队。汇通镇地处偏僻，被各地游击队视为宝地，先后有张能仁、陈阿四等游击队驻扎过，时间最长的是张能仁。他们名义上抗日，属国民党旧政府领导，实际上欺压百姓，摧残进步人士，没有进行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战斗，而对新四军搞摩擦、内耗，是扼杀革命的刽子手。
1938年秋的一天下午，我亲眼看见有三、四十个骑着摩托车、肩背冲锋枪的武装人员沿汇通河河东大路由北向南威风凛凛地飞奔而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护送张能仁来汇通镇的卫队。张能仁瘦瘦的，中等个儿，戴着有帽沿的皮帽子。他们穿过大桥直往汇通小学驻地。过了一段时间，在张能仁部队转离汇通镇的当天夜里，在汇通小学的操场上杀了四个“强盗”。手段非常残酷。据说，他们借了卖猪肉肉台上的大卜刀把他们活活砍死的。暴尸数日，无人收尸。这次我再也不敢去观看。现在想来，这很可能属于政治残杀。
有一天，张能仁部下的一个连长沈元谷在我家对门黄锦章理发店理发。有一个农民和黄锦章熟悉，随便攀谈起来，在他面前一面走动，一面唠叨。就这样无意间惹怒了这位连长沈元谷。他拨出盒枪不问三七二十一用枪身死命地对这位手无寸铁的农民浑身敲打，且用枪管猛击胸部等要害部位。我在家里隔着一条街看得清清楚楚，心里感到非常难受。有话好说，为什么这样没头没脑地无故打人？结果，沈借口说这农民有谋害他的嫌疑，押回他的部队受审。这位农民凶吉如何？不得而知。“游击队”欺压百姓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大约在1941年，张能仁曾在西街朱姓家设过留守处，由营长邱桂生常驻。他去启东发展队伍。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领导是瞿犊，政委王进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想与之谈判争取团结张能仁一致抗日。谁知反动透顶的张能仁竟把赴约谈判的瞿、王两人杀死在他的营地。瞿犊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威信，启东二厂镇附近群众自发地把他们头颈和尸体用线缝起来，放在二厂镇公祭，表示对烈士们的深切悼念。
张能仁其人，据说是国民党黄浦军官学校毕业，他对共产党刻骨仇恨。他的队伍在汇通地区与新四军有过几次摩擦和较量，经黄桥战斗后，他被新四军彻底打败。又据说，他在启东被我方俘虏后，企图凭他高超的游泳技术投河潜逃，被我方当场击毙。
4.陆益民
1944年汇通区区队长陆益民（原名秀山、又名一鸣），曾在南通警卫团任作战参谋。1944年春，我在通海中学生冬令营学习的一个晚上，聆听他讲述亲身参加二鸢战斗的故事。我军把二鸢敌人团团围困，只留下一面缺口，佯攻一夜。拂晓敌人从缺口突围，进入我伏击圈，我军发动冲锋肉搏战斗。击溃日军100多人，打死鬼子10多人。这次战斗发生在1942年春，在当时苏中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鬼子正面交锋取得如此战果实属不易。事后，敌人恼羞成怒，派飞机对该地区进行了报复性的狂轰乱炸，二鸢居民遭受了重大灾难。同时，也激起解放区人民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一次空前规模的“募捐救灾”活动，在广大农村、学校开展起来。我就读的敌占区学校也响应通海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发动全校学生有组织地分组去各地积极开展宣传募捐活动。这对扩大宣传抗日意义，激发抗日义愤具有重大作用。
194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在汇通区十分嚣张，也是我们坚持原地斗争十分艰难的时刻。一天晚上，陆益民单身找到汇通镇西北袁德康父子，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袁原来当过两面派保长，想争取他们为我方服务，当晚就住在他们家里。那里知道他们表面应付，心里却想着：现在新四军大势已去！于是，投敌之心不死，偷偷地连夜去三星镇敌人据点密报。
敌人随即派反动武装包围了袁宅。一面鸣枪，一面喊话。陆知道这下出了纰漏，当即拨出随身所带的手枪冲出屋去，想拼倒几个敌人。然而，在敌人严密包围之下，一阵密集射击，应声倒地，躺在血泊中。事后，袁家父子提心吊胆，害怕新四军报复逃亡上海。1948年夏秋袁德康回家，在大白天他被我方早已设伏守候在那里的两人揪住，当场用盒枪向他头部打了两枪，鲜血直流应声倒地。我方人员随即撤离。就近听到枪声的敌人迅即赶来，看到袁血淋淋地倒在地上，发现尚有气息，于是用门板把他抬送海门医院救治。治愈后又逃回上海。此后，他再也不敢回家。他老子因长期担心受怕、抑郁而死。袁德康在解放后被我方逮捕。经公审后镇压，以平民愤。
1949年春，为陆益民烈士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大会，把他的遗骨护送到他的家乡。政府把他的原籍地改名为秀山乡，牺牲地改名为益民村，现又建立了益民陵园，作为永远的纪念。
5.曹炎
原善同乡财政助理曹炎，精明强悍，工作积极，为人和气。在敌人眼里尤如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要杀害他。他家离三星镇敌人据点约三里左右，由于他警惕性高，敌人屡未得逞。他的亲叔叔曹思德与他有产权纠纷的矛盾，加上政治上的偏见，结有私仇。1947年的一天，曹思德见曹炎回家住宿，当夜即去三星镇敌人据点告密。这时敌人得知曹炎仅一人在家，即派一支队伍去搜捕。
那天夜里明月高挂，曹炎在睡梦中听到远处有狗吠嘈杂声，料想可能有情况。于是，他迅速起身穿上衣服，爬上他家枇杷园的一棵浓密的大枇杷树上观察究竟。不久，见一群反动武装来到曹宅，在他家里四处寻找，没有结果。敌人就向告密的曹思德问话，曹炎为何不在家？曹即向匪兵指点：指着枇杷树，上面是否有人？于是，敌人用手电筒逐棵查找。结果，发现了曹炎。敌人喊话：“漂亮点下来”！就这样被敌人当场击毙。曹思德因通敌杀人，不久也被我方除掉，真是罪有应得！
6.陈润东
1945年初夏，由组织介绍，我和汇通区区长陈润东接上了关系。他当时不过26、7岁，四方脸，白皮色，目光炯炯有神，讲起话来斯文有礼。舌头虽有些楞，但也无碍大雅。身背盒子枪，待人和气。他重视农村基层工作，也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常和群众拉家常，深受群众爱戴。
我与他联系时，他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和我个别交谈。他知道我父亲意外伤亡，家庭经济拮据，主动给我家经济补助，真是雪中送炭。平日我与曹某某较为接近，认为他为我办事出力，有文化，谈得拢。可是，陈却严肃地向我指出曹某某政治面目不请楚，不可靠，少与他交往，千万别上当，及时给我敲起警钟。实践证明：曹某某最后一步步地演变为特务分子。足见他政治眼光的敏感性和预见性。
回顾我和曹某某的交往全过程，其实他对我的政治面目心里是有数的，但从未出卖过我，说明在他心里还是留有这份乡情的。1946年，陈润东调任南通县紫琅区区长。同年秋，他在狼山东农村正在与基层干部开会时，遭到敌人袭击而被捕。在南通城遭秘密杀害。
传说，陈被捕那天，有一群反动武装出来窜扰百姓，遇上一个傻乎乎的小青年，随便地询问他：“这里有没有新四军？”他说：“有”。又问：“在哪里”？“我领你们去！”边说边走，这群反动武装在他指引下慢慢地前进，他突然指着说：“就在这个宅子上！”这倒使敌人慌了手脚，立即把队伍拉开，试探性地鸣枪射击。果真，宅上我方人员四面出击，撤离现场。敌人见此情况，迅速向其四周搜索。结果，在棉花田里发现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匪兵中有人认识陈润东，就把他捆绑、带走。敌人在途中还怕他脱逃，竟用铅丝从他锁骨中穿过绑牢和加固。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敌人是那么的凶恶、残酷！也引起我们对为革命牺牲者的更加崇敬和怀念。
7.巧计灭叛徒
1946年，原民治乡的主要干部杨育文，出身成份好，工作表现好，被提拔为汇通区区委委员。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侵占三星镇。来势凶猛，气焰嚣张。杨被吓昏了头脑，叛变投敌，敌人如获至宝。杨将我方的行动规律提供给了敌人，我方习惯的宿营地点屡遭袭击。但由于我们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避免了损失。
然而，他的存在的确是我们的心头大患，可他奸诈狡猾，一时难以得手清除。此时，乡里有一名群众被敌人抓去关在三星镇据点，并借故敲诈勒索。我方有一位财经干部刘履千知道此事后，巧施一计。另派一名与我方无关联又熟识杨育文的群众去保释已被关押的群众。为此特地去三星镇寻找机会，发现杨育文一人在三星镇街上闲逛，他就主动接近他，约他在较为僻静的地方说明来意，请求保释被捕的群众，在谈话中还夹杂着私人之间的唠家常，给人感觉窃窃私语了好长一段时间，并把事前准备好满篮子的钞票作为“保释金”交到杨手里即挥手告别。其实，在远处秘密监控的敌人早已发觉，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后来知道有人私下送他一篮子钞票顿生猜疑。分析研究后认为杨与新四军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深不可测。于是，秘密地把杨育文枪毙了。这是我方巧用离间计清除了心头大患，真是大快人心！
8.庙小妖风大 池浅王八多
汇通镇是农村小集镇，充其量不过2、300户人家。在东街有一个周瑜生。抗战前，曾任海门县三区自卫团团长。日本鬼子侵占海门后，他摇身一变成为日伪海门县维持会会长，是全县鼎鼎大名的头号汉奸。我在小学读书时，有一次，见一群人马来到汇通镇，据说是旧国民党政府的官员，闯进周瑜生的家，搜查了一番，家里空无一人。后来，在他家朝东的墙门上钉了木条，贴上了封条，说这是敌产，待后处理。但时间一久，也就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海门时，他又任顽区长等职，解放前病死。
周瑜生的大儿子周仲璠，在日本鬼子投降后，混进了革命队伍。据他说，当时在中共城闸区短枪队工作。1946年春，他带了一支勃朗宁手枪回家看望，住了几天。出去后就叛变投敌，当了海门县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头头，作恶多端。解放后，被我方逮捕，公开宣判枪决。
周瑜生的女婿张学道，原住汇通镇东乡，农民，初小文化，抗战期间常住汇通镇，我与他有过一般交往。反顽斗争中，他是“还乡团”日昇乡的头头，反动透顶。姜贵珍烈士（1946年在袁灶港牺牲）的父亲，是一个老实的农民。1947年春天，他在汇通镇东陈焕荣窑附近遇见了张学道一班人。在张的指挥下，非常野蛮地用扁担活活将他打死，以此来发泄他对共产党的仇恨。1947年，我友人王信通从二甲镇购盐回新港镇销售，途经坝头镇附近碰到张学道。经他盘查搜身发现我送给王的一张二寸照片，他就咬住王信通是新四军，并追问他，袁少英现在哪里？王只说，我是他的同学，现在何处不知道。幸亏王有后台，他的亲哥哥是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馆的官员，姐夫也在顽乡自卫队任职，结果被他关了二、三天，敲诈去十多担元麦后才被释放。张学道在当地作恶多端。解放后，被我方逮捕，公审后镇压，大快人心。
中街，有个严兆迁，家住汇通镇东南二、三里，1943年他租住汇通镇。日本鬼子搞“清乡”，他甘心为日伪编制保甲户口。一天晚上，他在汇通镇朱姓家邀集了十多人，忙着抄写日本鬼子编制的表格。我新四军突然闯进把严带到汇通镇东皇坟边桥头，把他扎了“粽子”，丢在河里结束了生命。
中街，还有一个姓朱的女婿施朝卿，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早有偏见，是地方上倒向敌方的危险分子，也是我方严加控制的对象。1946年春，汇通区区政府把他收留受训十多天，他把此事视为与我有关。后来，根据党当时“尽量少杀人”的政策释放回家。哪知他贼心不改，到家后第二天清晨，偷偷地携全家逃往海门敌人据点，成为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的骨干，当上了国民党几个乡的联防办事处主任，死心塌地与我方为敌。解放后，被我方逮捕，经公审后枪决。
西街，有一个叫赵脱鋬娘子的，她老公早亡。在抗战前租赁朱家几间小屋开设小客栈，供来往客商住宿。她有一个女儿叫赵兴珠，抗战开始后她招了女婿叫龚克家。龚是闲杂人员，开始在游击队里混混，后来当上游击队连长的勤务兵，背着冲锋枪耀武扬威。国民党反动派来了，当上了“还乡团”的小头头，他和赵兴珠常住在敌人据点里。他岳母一人住在汇通镇，实际上她就是敌人的“坐探”，及时给敌人送情报。后来，被我方扎了“粽子”掷在河里，为我地方清除隐患。龚也把此事视为与我有关，对我格外仇恨。他千方百计地查找我的行踪，扬言要报此仇。解放后，龚为我方逮捕，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除掉。
真可谓“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区区小镇竟有这么多坏蛋，老百姓怎得安宁。有句老话叫“强龙难压地头蛇”，他们都是我的对立面，你死我活，我必与之斗争、周旋。可见当时我的处境是何等险恶以及立足之不易啊！
9.历险记
1946年，汇通地区敌我斗争形势日趋紧张，敌人不时地来窜扰，作为坚持公开斗争的地方干部只能避开敌人锋芒保护自己，保存革命力量，等待时机战而胜之。我曾多次遇险，化险为夷。
我在家坚持斗争时，我家幸有一扇十分隐蔽的后门及神秘的小通道，凡遇紧急情况，我依靠它可以迅速转移至南隔壁的梁雄志家和西隔壁的黄志康家，梁家有一间可以伪装的夹层屋，黄家又有两个小房间都可以隐身藏匿。我曾多次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避开敌人的锋芒。此外，邱诚宇家（在我家斜对门）也是我常去住宿躲藏的地方。有一天早晨，我住在他家刚要起身，邱家老太慌张地告诉我，街上有敌人，你不能出去。于是，我在原地静等了两个多小时后，敌人向西南方向流窜。当时，被敌人掳去很多群众，用绳子扎牢每人一只手互相牵着，好像牵着一群山羊。掳去后趁机敲诈群众，再逐一释放。我有幸躲过这一劫。
事后，据同学曹振山所述，这次敌人窜扰时，他在汇通镇西南英华小学任教也受盘查，幸遇敌人中有一个叫陆中一的同学才得以解救。这更使我后怕，陆中一也是我的同学，我与他在政治上早有鲜明的分歧。他对共产党有偏见。如果那天遇上他，我肯定会有致命的危险。
1946年春，我去三星镇工作。一天，我在老同学钱潮家里，街上的人群突然出现激烈的骚动，顿时又出现了鸦鹊无声的场面。接着传来几声枪响，说明敌人已经占领了三星镇。这时，我想撤离现场已经来不及了。钱潮却冷静地对我说，你就躲在我家楼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只得听从他安排。因他有一个胞哥及姐夫都是顽敌的小头头，利用这层关系我或许能侥幸避过查究。果然，不久听到有一个敌人问钱潮说：“你哥哥近来回家否？”钱潮敷衍应付了几句，他就走了。我在他家楼上待了二、三个小时，钱潮观察四周无敌人动静，悄悄地利用间隙把我送出三星镇的北街，就这样在敌人鼻尖下又逃过一劫。
1946年秋，震蒙乡搞“五四”土改，进入分地主浮财的阶段。一天，该乡举行群众大会，兴高采烈的翻身农民有近千人集中在太阳桥西南的大宅子场头，场上陈列着没收地主的许多财物，让大家来分享胜利果实。突然从哨兵方向传来“砰砰”两声枪响。当即我和在场的干部群众紧急疏散，匆忙向北边海界河方向撤离。不多时，传来阵阵枪声，显然敌人已到了我们召开大会的地点。狡猾的敌人见此次扑了空，也紧接着向北追击撤离的干部群众。我们撤到海界河，而那时河上的桥梁早被我方拆除，我们只得脱下衣服把它顶在头上，躺过海界河继续北撤。当敌人赶到海界河边，他们知道河北的地方属南通县，他们管不着，只得望河兴叹！尽管在河南面太阳桥小学的屋顶上顽军吹号表示胜利，但我们在河北隔岸相望，他们也无可奈何。此次险情若没有哨兵及早发觉鸣枪示警，其后果不堪设想。
1946年11月，我在南通城拟谋社会职业为掩护继续为革命工作。一天，我在南大街由北向南走去，正面碰见住三星镇北边的反动家伙王镇，觉得他正面看了我一眼，擦肩走过。那时，我急中生智，到就近一家鞋帽商店，混在许多顾客中，貌似挑选皮鞋。转眼一看，未见王镇跟梢。我即马上转身向就近向西的巷子里走去。就这样摆脱了王镇。随后回忆，我与王镇并非同学，记得在川港镇孝思中学读书时，在篮球场上见过他一次，当时我在观众人群中，有人指着告诉我他叫王镇。估计他现在未必认识我，因此就没把他放在心上。
事隔几天后的一天傍晚，我去海潮浴室洗澡，正躺在雅座塌椅上休息。真巧，在我身旁茶几的另一边也有一人坐下来休息 ，定睛一看竟是孝思中学的同班同学茅声煌。相互寒暄了几句后，他悄悄地对我说：“王镇正在追查你的下落，企图谋害你。”于是，我想起前几天遇见他的情况，十分后怕。此后，我即设法转去南通城南新港镇袁岑家暂住，脱离了险境，由于茅声煌的忠心帮助，又使我逃过一劫。
茅声煌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的形象经常在我脑海里闪现。1993年，偶然的机会在芦茎港印染厂办公室碰见了他，相距半个多世纪的他，早已面目全非，好似陌生人，请教姓名后才得以确认。此后，我又抽出时间特地去他家拜访，并当面道谢，从而了却了我多年来的心愿。
解放后，王镇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逮捕，经公审后，就地镇压。
综上所述，我在汇通镇始终没暴露在敌人面前，以及后来的历次遇险均转危为安。究其原因，首先，共产党、新四军的威信深入人心，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所以，当我遇到很多危急关头时，都得到了好心人的帮助和掩护。二是无数事实证明，如果有人站在革命力量的对立面为非作歹都没有好下场（这是最根本的）。三是本人反应机智。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袁少英，男，江苏海门汇通镇人。1927年11月生于小商人家庭，少年时期接受革命思想熏陶，18岁（读高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中共学生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汇通镇镇长。全国解放后，先后任汇通镇小学校长，汇通区区政府文教助理，海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至第七届专职秘书；1956年后先后任海门县四甲、麒麟、德胜、三星等中学副校长、教导主任、党支部副书记、教师（文革期间）等职；期间1984年任海门县第六届人民政协委员、政协联谊会理事。退休后，仍坚持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关心国家和国际大事；勇于学习和接受新知识、新技能，83岁开始学习电脑简单操作并撰写回忆录。
一生政治经历坎坷，因故三次入党，即使在逆境之中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对党怀有坚定不移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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