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而言，寻找家园的想法，其实是对故土留恋的延伸；寻找出生地的过程，何尝不是追溯父辈的足迹？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究竟降生到世界的何方何地？想知道父母在养育自己的过程中遭遇过哪些困难波折？想知道自己在不谙世事的成长中又经历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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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我的出生地
王菊梅
自打我记事起，一直生活在额济纳旗乡下一个叫永红队的小村子里。在那个不足百人的生产队里，常听村人说起一个叫“老公社”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之前我们的居住地，也是我的出生地。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纳闷，为什么我们要从几百里之外的“老公社”搬迁到现在的居住地？母亲告诉我，那儿是牧区，我们祖上在甘肃民勤，因为只会种地，不会放牧，农、牧业社分家的时候，主动从牧人居多的“老公社”（牧业社），搬迁到现在的农业社种地。对于那时年少的我，居住在哪里其实并没有什么概念，理所当然地认为，家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也曾以为，所有农村人的生活大抵如此，至于学校课本里老师所讲那些有关穷苦人历史的课文，在我看来，全是“旧社会”的代称，与新社会的现实似乎并无多大瓜葛。 直到后来，我去外地上了卫校，亲眼目睹了来自区内各盟市同学之间在生活水准上的差别。第一次发现不仅城市和农村会有差距，原来，不同地区的农村，甚至同一地区不同旗县之间的农村，生活水准也有很大差异。当然，这些差别最直观的感受，便表现在外出求学的我们囊中是否羞涩？比起班里那些一年到头不买一件新衣裳，仅靠学校助学金和奖学金维持生活的同学，每学期开学父母为我预备的五百大洋生活费，在班里，我算是富裕户了。更何况，还有已经上班的姐姐和侄女偶尔小小的汇款赞助，校园生活于我，是自在又惬意。 也正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体会到，虽然整个西部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佳，在别人眼里，我们生活在偏远落后地区，但正是额济纳地广人稀，边陲重镇的要塞地理位置，被国家赋予了特殊的少数民族政策优待，再加上人少地多的区域优势厚爱，才有了别人眼中我们吃穿不愁的幸福生活。也因此，从心底感激父辈从贫穷的民勤，历经波折迁徙到这遥远的塞外边疆，让我在年少的记忆中，没有缺吃缺穿挨饿受冻的印象。 记得那是七十年代中期，当时的农村还停留在人民公社大集体阶段。父亲是生产队长，而我们居住的村子，新开垦的荒地很多，每年有成百上千亩的麦田供社员们种植小麦。那些年，大批天津知青的下乡插队，无疑为村里增添了不少的新鲜血液，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科学种田的新技术。在这样的背景下，村里很早便拥有了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脱谷机等机械化农机设备。勤劳的人们，在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作，粮食产量自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多。 同时，保障后勤供给的菜园子、养猪场、牧羊人、放骆驼的、管骡马牲口的，也是一应俱全。那些应季蔬菜会成为各家各户每日饭食中必备的佳肴。每到这个季节，菜地便成了孩子们的最爱，尤其是盛夏时节，大量收获的“反修”西瓜和麻皮甜瓜，令长期缺少零食的我们似馋虫勾引，欲罢不能，个个齁甜的口唇上火，嘴角开裂，以至于那些日子，彼此见了面，再也不敢肆意打闹开怀大笑了。 冬闲的时候，大哥总爱去打猎。那时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一到雪天，蒙古国边境上的黄羊、野驴成群地越境来吃草，大哥他们猎回的野物，多得成车往村里运，冬天根本吃不完。那年月也没有冰箱之类的冷冻设备，于是，家家户户房檐下挂晒的风干肉就成了一道风景，也是夏季农忙时村民的肉食补充。 1986年的秋天，18岁的我去卫校上学，第一次见到黄灿灿的玉米面发糕，甚是鲜亮，吃到嘴里更觉美味。然而，本地同学却不怎么爱吃，名曰杂粮。于我，许是之前从未吃过的缘故，竟意外地惊喜！ 记忆中，家里的主食主要是白面，不管是做面食还是做馍馍，大米相对少的多。黑面和麸子往往不等从村里的磨面房出来，就一并给生产队的猪场喂猪了，哪里用分给挣工分的社员？偶尔，有人从民勤老家带来一点小米，母亲总是视若珍品，说要留下给生病胃口不好的家人，或者坐月子的产妇熬稀饭，我们便很少吃到。 婚后，某次无意间和先生聊起童年的生活，令他羡慕无比。他说在自己的家乡，小时候黑面馍馍都不能管饱。有一次，他实在太饿了，受一个同伴几块晒干的红薯片引诱，竟逃学没去上课，被老师告状到家，挨了同样是村长父亲的一顿狠揍，印象深刻。我揶揄他少时的生活，在我眼里简直就是“旧社会”的翻版，他却感叹我的童年如此幸福竟然不觉。 现在回想，那时的我，孤陋寡闻不说，甚至错误地以为，既然已经到了新社会，所有人的生活应是如此。殊不知，天下之大，穷苦人随处可见。只是年少时不懂，以为生活本该这样，或者要像城里人一样，只有更好。
生活渐行渐远，后来在外求学，异地工作，故乡在我眼里亦越走越远，尤其在父母随大哥大嫂进城又离世后，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就变成了故地和曾经。 这些年，异乡的打拼和工作的忙碌，在养育孩子的琐碎中，渐渐忘却了对出生地的向往，更忽略了要去找寻的行动。自己似乎无暇思考家族来龙去脉的历史；也不去猜想父辈当初为什么要从民勤一次又一次地逃离家园；更没有刻意想过什么时候去寻找自己的出生地。直到五年前一场重病的考量，让在家休养了三个月身体的我，突然有大把的时间思考生命的意义，开始觉醒生与死的问题，也迫切想知道自己究竟从哪个地方来到这个世界上？ 也许，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终将去哪里，却未必知道自己从何而来？ 那一刻，我有了寻找自己出生地的念头…… 次年夏天，因为高中同学30年聚会，我再次回到故乡。临行前，先生的家族碰巧在那几日举行家谱大会，他要主持祭祖典礼，无法走开。老家的侄子担心我的车技，便专程远道来金接我，同学聚会结束后，先生复开了车去额旗接我返金。 他是一个酷爱旅游的人，故乡的美景在与我数次回家的旅途中，几近赏遍。这一次，估计是受了家族祭祖的影响，他一个劲地撺掇我，该去寻找自己的出生地。 其实，我也正有此意。 很小的时候就从家人的口中得知，自己出生在拐子湖（旧时的温图高勒公社，俗称“老公社”）。大约一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们兄妹四人及大哥一家，搬迁到后来的居住地——永红队，家里只有妹妹出生在这个村子。之前的兄妹，大哥大姐出生在民勤，我和两个哥哥则在不停的迁徙途中，出生在拐子湖周边的不同地方。 然而，想去却又担心路途和晕车。年少时，曾和小伙伴们一起挤着村里的拖拉机，一起去拐子湖附近歘沙葱的经历，让我感觉自己的出生地是那样的遥远。事实上，那一次，我们仅仅到了雅干，离今天所说的目的地实际还差很远。晕车的历史，让我对大哥口中高低起伏，无路可寻的“老公社”多少有些恐惧。 尽管，那是我的出生地。 但，寻根的向往最终战胜了晕车的恐惧。 先生开着新换的汉兰达，在大哥和侄子的指引下，载着大嫂，姐姐和我一路前行。说实话，今时的路况车况远比七十年代要强数十倍，先前的担忧的确有些多虑。走了大约两小时的车程，到了雅干，拐下路基，开始在偶有车辙的戈壁滩上起起伏伏地颠簸绕行，不到80公里的路程，一不留神头就碰到了车顶棚。小侄子前些年挖苁蓉，收苁蓉，收驼毛曾在这一带到处跑，听别人说起过“老公社”的位置，大概有个方向。当然，最令我佩服的还是70岁的大哥，离开这片土地已经快50年了，他依然记得真切，尤其那些印象深刻的标记物，一路上如数家珍。不得不感叹，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啊！ 当远处若隐若现的建筑物如海市蜃楼一般，越来越清晰地映入我们眼帘时，大嫂和姐姐显然比我激动。毕竟，这里的一墙一瓦，对于当时14岁的姐姐和18岁的大嫂，都充满了往昔的回忆，而于我，不过一个出生地的概念而已。 废弃的村落在数十年的风沙侵袭下，满目疮痍，行走在残垣断壁的土墙边，听着大哥大嫂讲述曾经的家园，时空仿佛凝滞到了五十年前。那一排排早已失去门窗，几被黄沙埋没的土黄色小屋，裸露处只剩下残破的断墙。依稀能看得出泥墙倒塌下学校、商店曾固有的痕迹，还有那些零星散在的所谓民房，以及不远处仍然矗立的气象站残塔，似乎都在诉说着“老公社”二十多年的短暂历史。 望着眼前破败不堪，被砂砾吹蚀下几近倾倒的黄土墙，在北风肆虐的呼啸中，在阴郁天气的映衬下，空旷的戈壁愈发显得苍凉和没落。无论我坐在黄沙堆积的斜坡“土炕”上，还是趴在墙皮斑驳脱落的后窗上，都找不出自己家的感觉，更无法拼凑出家人描述中的实景。犹如一道道亘古而久远的城墙，突兀在我眼前，只能伫立，不能逾越。令我反复追问自己，这是我的出生地吗？我果真出生在这间小屋？答案是肯定的，却又是难以认同的。 我无法想象在如此局促狭小的空间里，既要有泥灶台生火做饭，还要有土炕安置双亲、哥哥姐姐和嗷嗷待哺的我，逼仄的小屋如何容纳下我们一家六口？感觉隔壁同样的小屋，业已成家的哥嫂，带着大我半岁的大侄女居住似乎还说得过去。 那一刻，忽然理解了父母为什么要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拖家带口，带着年幼的我们，仅凭几峰骆驼和七家乡亲，历时一周，举家徒步到三百里外的荒滩上，重新开垦田地建立农业社，开启一段无法预知的新生活。 那可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戈壁滩呀！ 时至今日，我既无法考证父辈当年如何直面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更无从揣度他们白手起家时遭遇的艰难和困苦？因为那是1969年的初春。 所幸，父辈当时的选择，成就了我们日后衣食不缺的童年生活。每每翻看自己儿时的照片，无论是2岁骑着木鸭子道具发呆；3岁与三哥侄女一道憨态可掬；7岁依偎母亲身旁在全家福中傻笑；还是11岁小学毕业倔强仰头，身上皆穿着崭新的衣裤和鞋子。尤其是那张与大侄女二人身着细条绒花上衣，上着浅底印花护兜，一道蕾丝沙边的蝴蝶结清晰可见，同样花条绒的新裤子下，一双小脚丫穿着绣花方口偏带布鞋的合影，某次被眼尖的女儿瞧见，于是，翻出她爸爸八九岁时身着一条带补丁的高吊裤子照片做对比，不由得从心底感慨二人童年生活的巨大差异。 现在回想，虽然儿时我们也穿带补丁的衣服，但似乎没有衣裳前后都打补丁的现象。每逢过年，孩子们必有一套新衣裤和鞋子。如果预备着进城，要强的母亲和大嫂，定会赶做新衣穿戴打扮齐整才送我们出门。13岁那年，我和大侄女转学到旗中学上初二，父亲更是早早地让百货商店工作的姐姐，买了两辆永久牌自行车给我们。那些年，我从未觉得自己家境差，即使和城里孩子相比，穿着也不次于她们。 童年的记忆中，除了缺少零食，没有零花钱外，自给自足的生活，我们好像十分满足。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人们生活穷困，或者吃穿发愁。并从《额济纳旗志》上意外得知，我们能幸免于难，得益于额济纳旗人民三易旗政府，退出水草丰美的草场，支持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是聂荣臻元帅的“额外奖励”指令——谁挨饿，也不能让额济纳旗人民挨饿；得益于1970年后，国务院北方农业工作会议精神指引下，甘肃省加大对边境旗县发展农牧业生产的规模投资（当时额济纳旗归甘肃省管辖）；得益于村民们辛勤劳作的良好回报——每年每个劳力千元之上的收入。 有人说，寻找故土的想法，间接证明一个人对自己人到中年的认可，一如叶落归根的老者，是一样的心思，也许，这是对的。于我而言，寻找家园的想法，其实是对故土留恋的延伸；寻找出生地的过程，何尝不是追溯父辈的足迹？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究竟降生到世界的何方何地？想知道父母在养育自己的过程中遭遇过哪些困难波折？想知道自己在不谙世事的成长中又经历过什么？ 今天，当我坐在电脑前，想把这些年自己对于出生地的纠结写下来，竟有些许激动。许是今年的清明节，在外地出差未能赶上家人上坟，想起了远在天国的父母；许是某次家庭聚会聊起家族历史时，晚辈们紧盯手机事不关己的木然表情，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许是头一次听大哥说，我的祖辈前三代都是单传，只有父亲这一辈才有了几个兄弟。 其实，单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概率最多只有万分之一。如果推算自己的祖辈，从躲避战火纷飞抽抓壮丁的历史中走来；从缺医少药逃脱疾病避免意外死亡中走来；从天灾人祸自然灾害绝收的年代生存中走来；这样三代单传存活下来的几率，分分钟掐断家族内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可能。所以，每一次感知上苍赋予我甘之如饴的现实生活，会感谢祖国；每一次炫耀故乡赐予我吃穿不愁的快乐童年，会感谢父辈；每一次遭遇疾病回报我温馨关爱的可贵亲情，会感谢家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感动，停留在灵魂深处，收藏在记忆内存，会成为对美好生活的祈祷和众多家人久远的牵挂。 回望成长的路途，尽管我出生在“老公社”那样仄小的泥草之屋，父母却于艰难困顿中，重新选择几百里之外的农业社打拼谋生，用他们的勤劳和坚毅，为日后家人的生活开辟了另一番天地，也让自己成为70年代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见证者。能够在他人生存尚艰的特殊年代，完整地接受了12年义务教育且学了医，获得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养家，与许多同龄人相比，我是多么地幸运啊！所以，更懂得从一箪一食中感知伟大祖国的坚强后盾和父母家人的殷殷亲情，也从旧年新衣新裤的比对中，渐渐学会了宽容和知足常乐。 这，便是我寻找出生地的真正缘由，也是我写出这段心路历程的初衷！
【编者按】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内形成了一个“寻根访祖”的风潮，很多人大规划地从全国的四面八方来往奔走，有的是为了寻找家族的发祥地，有的则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出生地。从国家的层面上讲，有考古学家致力挖掘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从一个小家族的层面上讲，都想查实自己这个家族是从什么地方发展而来的。文章讲述了作者的父辈带着一家人从遥远地方迁到现在的地方，给儿女们营造了衣食富足的生活境遇。文章语言流畅，一气呵成，值得一读，推荐赏阅。【编辑：湖北武戈】
优秀作者：王菊梅
网名，梧桐。内蒙古额济纳旗人，现在金昌工作，医务工作者，业余时间偶有散文、通讯见诸于《甘肃日报》《金昌日报》和《西风》杂志。2018年3月走进江山文学网，愿以医者的视角，叩开文学之门。生活灿烂如初，唯愿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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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疏梅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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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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