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想家｜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拿男女生殖器作为骂人的武器？

这些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的最大快乐都来自于生殖器。
下面先说三件事：第一件事在一次高中同学的聚会上，我怀着十分美好的心情和当年跟我同桌的一位女同学聊起了天。这位女同学打扮得非常时尚，看上去十分养眼。同学们都对她那身新颖别致的服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她的服饰正好衬托出了她潇洒飘逸的气质。然而，我在跟她聊天的时候，她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吐出一些粗话，特别是谈到她和单位一位同事的矛盾时，更是粗话连篇，居然连续使用“老子”、“狗日的”、“龟儿子”这样的词，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直觉得跟这样的女人聊天，无异于吃了一只苍蝇，让人作呕。我真不知道我这位性格内向的女同学怎么会变得如此粗俗。第二件事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在路途中，我看见一家美容美发中心的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可谓里三层外三层。我颇为好奇，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两个漂亮女人在吵架。她们骂人的语言非常粗俗，不堪入耳。骂人的样子也十分凶狠，令人反感。我仔细听了一会儿，才知道这两个女人原来是一对情敌，她们在美容美发中心美容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对方，其中一个指桑骂槐，惹怒了另一个。就这样，两个爱美的女人对骂起来，她们唾沫四溅，犹如两条狂吠的母狗。周围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但没有一个人前去劝一劝，有的人还在旁边起哄。两个“美人儿”便在这种居心不良的起哄声中围着对方的生殖器越骂越起劲，越骂越恶毒，最后还动手打了起来。第三件事我家邻居是一位单亲妈妈，三十多岁，人长得漂亮，又非常爱打扮。她有一个儿子，在念小学，母子两人平时都不爱与小区的人来往，喜欢独自玩耍。有一天，儿子回到家里伤伤心心地哭了，这位单亲妈妈感到奇怪，便问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子说楼下的几位同学欺侮他，把他的书包扔到垃圾桶里，还对他口水。她听了火冒三丈，冲下楼找到那几位同学就骂，把人家的上八代下八代骂了个遍。几位同学的母亲知道后，一窝蜂跑出来和她对骂，一场粗俗下流的口舌之战就这样发生了。像这种穿着最新潮的服饰，化着最流行的浓装而说话粗俗下流的女人在生活中时有可见，她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说粗话、脏话当作一种时尚。我承认刚开始听到这些污言秽语时，总会感到血脉喷张，痛心疾首。我一直视为非常神圣的女人形象在我心中也轰然坍塌。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问自己：“这些女人究竟怎么哪？她们那么漂亮，那么迷人，怎么又那么粗俗，那么下流呢？”后来，读了一些专门研究骂人的文章，特别是鲁迅先生的《论国骂》，知道了骂人是有传统历史的，今天的骂人现象是一种文化传承罢了，心里似乎豁然开朗了，不再因为听到那些骂人的话而愤慨了。鲁迅先生把这种骂人的脏话辛辣讽刺为“国骂”。他说：“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是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分为不同的方言区，因此，各地的脏话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他妈的”(北方言区)“操你奶奶”(北方言区)“丢你妈的×”(粤方言区)“叼你阿咪(姐)”(粤方言区)“ri你妈的×”(北方言区——西南地区)不过，这些骂人的话都有两个共同点：其一，辱骂的对象，都是生儿育女的女性一一母亲、祖母或姐妹；其二，攻击对象都是她们的生殖器一一女阴。脏话，在我国粤语、湘语地区被叫作“粗口”、在潮汕语地区被叫作“粗言”，在闽南语地区则被叫作“歹嘴”。脏话首先是无礼、粗鲁，具有攻击性的。如果一个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攻击性，那么它将不再是脏话。但只具有攻击性的词汇也不一定就是脏话。哲学家丽贝卡·罗奇（Rebecca Roache）给出了“脏话”的定义：脏话除了包含攻击对方这一元素外，通常还有其他特征。比如，发泄人们特定的强烈的情绪。另外，脏话也离不开禁忌文化。换句话来说，就是不适合公开谈论。那么有什么东西是不适宜公开随意谈论的呢 低俗、猥亵、性、和宗教。研究表明，一个孩童在6岁甚至更低龄就开始说脏话，而一个人一天平均每说80-90个字时，0.5%至0.7%是脏话。我们所说脏话的多少，取决于我们说话的多少。人人都说过脏话，却又对它嗤之以鼻。电视、出版商禁止使用这类词汇。父母可以随意说“操”，却转身严厉批评自家的小孩，不允许他说半句脏话。在语言学界里，语言学家们曾一度“选择性”地忽略脏话，直到近半个世纪才开始着手研究。其实，脏话的起源，可追溯至《战国策·赵策》中《秦围赵之邯郸》一文。“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斫之！’（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尔母婢也！’卒为天下笑。”这段话的意思是：已经走下坡路的周王朝，不自量力，对后去吊唁的齐威烈王抖威风，而齐威烈王却不把周烈王放在眼里，以“尔母婢也”叱之。“尔母婢也”就是“你妈是贱人”或“你妈是下等人”的意思。在封建社会里，骂王室成员的母亲是下等人，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在民间，一般人的母亲大都是下等人，所以这句话在民间并不算骂人。因此，当这句骂人的话由宫庭传至民间时，便有人借汉字异字同音的方便对其进行了技术改造，“尔母婢也”变成了“尔母bi也”。其语法结构由原来的“你妈是……”变成了“你妈的……×”。这样一改，骂起人来显然比原来杀伤力大得多了。有关历朝历代对脏话演变的贡献，鲁迅先生的《论国骂》均有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我就不再引述了。今天的人骂起人来相比过去要丰富精彩得多，对国骂文化的繁荣那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用句时髦的话说，那叫国骂全方位升级，有人把它的表现归纳为：由女性生殖器延伸到男性生殖器，由中年女性辐射到老年青年女性，由骂人模式到亲热模式随意切换……比如，从“你妈”到“你妹”，从“×人”到“屌人”从“他妈的”到“他奶奶的”，再到“TMD TNND”……更了不起的是，今天的人骂起来人还能举一反三。比如：生殖器被用来当问候语：“好久不见，屌人去哪了？”生殖器被用来当形容词，用作谓语：“这个电影很屌哦！”生殖器被用来当感叹词：“屌得了！钱包被人偷了！”生殖器被用来组合名词，特指某一人群：“屌丝”。如此等等。至于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脏话骂人，也有人研究过。做出的结论是：一、在男权社会男人爆粗口，籍此产生征服感，确立性别优势。在女权时代女人爆粗口标志男女平等，确立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二、在大老粗成为主流审美的年代，生殖器辱骂是一种时尚，一种否定封资修的革命姿态。用南大何如先生的话说，就是“狼窝里要学会狼叫。”脏话中最常见、最具威力的是和生殖器有关的词汇。为什么涉及性器官的表达会变成低俗下流？为什么涉及其他器官的表达不会？因为这与社会文化对性的管制有关。大部分人都认为性是私密的，下流的，不适合公开讨论的，甚至是令人难以启齿的。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在《脏话文化史》亦提出疑问：一个表示女性生殖器的字为何如此具有力量？传统观点认为，女性生殖器隐蔽，所以和“狡猾”、“不光明正大”有关，进而延伸到“坏”和“邪恶”。有人认为：史前人类把性器、性交和生殖作为偶象来崇拜，是一种纯真。随着文明发展，它“渗透”到我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或艺术形式中，成为中华古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瑰宝而存在。然而，它的另一个极端——性轻蔑与“国骂”的产生，则是性崇拜的异化。“性轻蔑”，指用男性阳具时非语言手势，表示侮辱或轻蔑的动作。在下流社会中，当两个人发生了争论，认识统一不起来的情况下，其中一个人表示否定或蔑视对方的意见，就一边把右手的中指拇在对方面前甩了甩，一边瞪着眼说“你挨毬”，这就是性轻蔑。性轻蔑是阳具崇拜或性交崇拜的变体，通常在男人中使用，少数女人也同样可能使用这个手势。性轻蔑有极大的侮辱性，常常引起斗殴。阳具在受到疯狂崇拜的时候，曾被认为是造物主本人的象征，尊为“开拓者”或“有力者”，《圣经》把上帝耶和华说成是开拓者。解剖学家把阳具称为“悬垂附属器”，古腓尼基人称它为“垂直者”，后来有了“垂子”这一称谓。或许认为它是男人最隐私、最不能见人的部位，又被称为“鸡巴”、“卵子”、“毬”。在一些方言区的口语里，把“鸡巴”作为形容词来修饰另一个词使用。如四川温江地区“非鸡巴痛”，表示疼痛之剧烈，“喷鸡巴臭”说明臭气之浓厚。其次，有人用“毬”这个词表示不满。由于性文化是一种禁忌文化，而涉及生殖器的脏话打破了禁忌，让说话者本人产生逾越道德伦理和征服对方的快感。对一个愤怒且具有侵略性的人来说，使用涉及生殖器官的脏话变成征服弱者（即对方）的象征。比如，“F-”（译者：fuck，中文：操，干）在很多语言中都有相似的功能。一个人对另一方说“我操”、“我日”、“我干”，并非真的要去发生这个行为，而是在使用这个动词所带来的权力，达到威慑对方的效果。如果再往前追溯，就能发现其实与父权社会里男性拥有绝对权力有关。在父权社会中，男性是征服者，手握大权，而女性与之相比较而言，是被征服者，是力量较弱的一方。“我操你”背后的隐藏含义是：我是强者，你是弱者，我比你强，我可以征服你，你只能臣服于我。这些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的最大快乐都来自于生殖器。一般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缺乏教育、或者语言能力不佳的人更喜欢说脏话。但是兰卡斯特大学在2004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打破了这一传统观点：比起过往，虽然整个社会正在逐渐减少使用脏话，但是上层社会说脏话的人远比底层的多。研究表明，人们说脏话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表达生气、厌恶、憎恨、痛苦的情绪，有效缓解心理上的痛楚。英国基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史蒂芬（Richard Stephens）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理论。他让每个志愿者将一只手放入冰桶里，看看最长能撑多久。为了缓解冰水给志愿者们带来的刺痛，理查德·史蒂芬教授指导志愿者们不断地重复说一些脏话。但在其他时候，他只让志愿者们反复说一些中性词，比如“木头”或“棕色”这类词汇。实验结束后，他将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说脏话的人比说中性词汇的人，平均能够多撑40秒。事实上，当人脑的语言系统被剥夺时，只有脏话能保存下来。1843年在法国，有一位牧师在中风之后，只会说两个字：“我”（ je）和“操” （foutre）。19世纪，一个叫R.N.的病人患有语言障碍，只能说六组字词：“恩”，“是”、“是的”、“不”、“屎”、“去他妈的”。理查德·史蒂芬从人体机制的角度推测脏话的存在是合理的：大部分的语言系统存在于大脑皮层和左脑具体的语言区域，但脏话，与常规语言系统不同，存在于大脑更原始、未发展的部分。由此看来，那些主张废除脏话，或者对其嗤之以鼻的人要大失所望了。因为脏话的存在与人体大脑的某个原始区域密不可分；其次，只要社会对性文化的管制、父权社会男性权力的影响、以及尊敬长辈、宗族的传统依然存在，涉及生殖器的脏话就会一直伴随我们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