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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时光过去50年了，其情其景还时常像影视回放一样，浮现在脑海。我也喜欢在这种回放中，咀嚼童年的种种滋味。
我是1965年秋季，在大冶铁矿第一子弟小学入读一年级的，分配在五班，班主任是和蔼的盛老师。
我们的教室在校园东边的平房。开学第一天，我被安排和一位姓刘的女同学同桌。落坐后，我见桌上有根细竹棍，顺手拿起撇〔意：折〕了，丢到地上。同桌的她赶忙捡起，说完“你赔你赔”，便手背捂眼，脚在地上蹭着哭起来，同学们都朝我们这里张望。
我顿时糊了，支吾道：“不晓得是你的。”盛老师过来询问，女生说：“他把我打毛线的针篾〔意：折〕了！”我极恐慌，嗫嚅道：“不是故意的。”
盛老师并未责备我，只是哄她不哭。待她平静后，盛老师才走开，我们则夸张地拉开坐距，以示楚河汉界，不再搭理。
盛老师招呼我们安静坐好，指定一位相貌有点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王芳的郭同学为班长。不过那时不叫“班长”，而是称“班主席”。
有童谣为证：“班主席，假积极，头上戴个西瓜皮。”或许是后来要求“全国学解放军”，才改称“班长”的。
盛老师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是，每次上课前，师生间要互致问候。这种具有仪式感的集体动作，令我们觉得新鲜和严肃。所以练习两遍，我们就能齐刷刷地起坐和呼喊了。接着，盛老师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
自此，各科老师开始用知识的雨露，浇灌我们干渴的心田，希望我们实现由懵懂到开悟，由玩童到学童的嬗变。
特别是盛老师，常在她不上课时，还悄悄到教室窗前查看。我们信从老师，学得专注开心。盛老师要我们挺胸端坐，回答问题、朗读课文大胆大声，还多次表扬一位姓何的男生和一位姓刘的女生。在盛老师的调教下，我们的课堂氛围特别好。那可真是“书声琅琅”“传道解惑”的美声美景啊！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还没有正儿八经读完一个学期，山雨欲来的迹象就开始显现。隔三差五，老师们就在下午就有比上课更重要的事情，学生呢，干脆放鸭子。
到了1966年上半年，匪夷所思的“运动”终于轰轰烈烈地掀起，且教育界首当其冲。在此起彼伏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老师变得谨小慎微，学生也不再视读书为理所当然。
原本洋溢书香的校园充斥着戾气，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匆忙慌乱之中，“停课闹革命”了。童昧未开，少不更事的我们，之前一听说“下午不上课”就兴高采烈，现在可以天天不上学，也没作业写了，简直欣喜若狂，全然不知这是对我们这代人都害多益少的事情。
脱缰之马，玩性迸发。那段时间，大人们以“抓革命”为主，“促生产”为次，从白天到夜晚都受“运动”裹挟，无暇顾及小孩。
我和左邻右舍的小伙伴则变着法子玩。先是在房前屋后弹珠子、甩撇撇、打游击、斗鸡脚，再是到近郊的草丛树林里捉蛐蛐、观蚁群、捅鸟窝、射弹弓，后来便去沟渠泥塘，不是打水仗、学狗刨〔意：一种笨拙的泳姿〕，就是掏螃蟹、抓泥鳅、捞鱼虾、逮青蛙……
等到这些都玩腻了，心却越来越野。于是，望着附近的山峦，想起红卫兵徒步串联，路过矿区时高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情景，便决定去登山。
先是城区内低圆易登，以建筑物命名的“文化宫山”“疗养院山”，之后是环绕矿城的一座又一座山。登这些杂草丛生，乱石嶙峋的山峦时，还可采摘红莲子、山楂、野枣，挖毛根吃；遇见山洞，免不了要壮着胆子钻。
记得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个倾斜延伸，望不见底的山洞，便约定次日带手电再来。
第二天下午，我们聚集到洞口，我和三四位伙伴进去，其余六七位在外等候。没想到这个山洞七弯八拐，忽上忽下，越往里面越低矮，以至于只能匍匐前行。
我们估摸，蹭过这段路程后会豁然开朗。没想到手掌、膝盖、脚指都磨痛了，用手电一照，不但未见宽敞，而且狭窄到无法掉头回撤的地步。在黑黢黢，阴森森，热乎乎的窘境里，我们恐惧和不适，赶紧一点点往后挪。
等在洞外的伙伴见我们迟迟没出来，以为洞里有蟒蛇把我们吞了，正准备下山去报信，我们却满身灰土地出来了。少不了一阵欢呼雀跃，接着都伸出小拇指“金钩钩，银钩钩，谁说谁小狗”——发誓对大人保密后，才说说笑笑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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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阎建武，自称“武夫鉴言”，生于矿山，长于矿山，学于矿山，干于矿山，写于矿山。但见中意书籍，必读之为快：凡生感慨情怀，必化之为文。读写之间，渐觉人生价值所在。愿更加勤奋地沉浸于趣好中，使此生稍显精彩。
杨姣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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