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后记
图片来源：我最喜爱的美剧Modern Family。
Jay to Claire: “If you were not so perfectionist, you could be happier.”
与入学通知上“攻读”硕士学位这一措辞的给人的感觉完全不符的是，这篇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坦白讲，顺风顺水。这并非由于我能力多强，而是由于我运气太好，得到诸多高人帮助：
去年春天，在高薪老师和尉光吉老师组织的“励学”读书沙龙上，两位老师带着我们几个纯粹出于兴趣聚集起来的学生逐字逐句读了整本《时间的形状》。高老师充满想象力的连珠妙语启发了本文中不少也许可以称为火花的地方，尉老师出口成“书”的敏捷思维令我实在折服这位读博期间译出八本书的奇才。
当然，我还有幸站在另一位巨人的肩膀上——我的导师周宪教授在我狠心抛弃了已磨了四个月的他译介过的波德罗（Michael Podro）后，没有过多责备，而是推荐了这本《时间的形状》，拯救了当时在万象书坊枯坐到打烊，面对打印出来的几十页读书笔记却并无一点思路，到健身房举铁时脑子里十几位德语艺术史家搅在一起的我。
领略了库布勒思想的迷人，我果断见异思迁，甚至跳过了重新开题论证，直接整出一篇万字文来膈应人。去年校庆前后的一天，赵奎英老师在学院里主持讲座讲讲座，又被请去了学姐和我的论文报告小会上连轴转地做嘉宾。就在我为自己的报告太沉闷而感到对不起赵老师的时间时，她却不吝于鼓励和点穴式的建议。
接着叨扰的是周计武老师。他对晚辈的关注、鼓励与提携让我深深感激。记得近四年前，他在第一时间祝贺我被南大录取，而四年后，他是我论文答辩评委中的一员。在毕业的十字路口，他还关切地询问我的去向，鼓励我“先生存后发展”。能有这位为人平易且为学精诚的良师作为我的南大时光的见证人，我真是三生有幸。“皮格马利翁效应”真切地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导师也拨冗看了我先写出的这篇小论文，并给予了温暖的鼓励。这使我大着胆子向遇到的所有学术论坛投稿。虽然不少论坛嫌弃我并非博士生，但这篇论文竟然获得了南大举办的研究生学术论坛的一等奖，我还有幸在本科时选我毕业论文作为山大优秀毕业论文的凌晨光老师的见证下做了人生第一次学术报告，某种程度上“衣锦还乡”。
这些都是去年开年时一边费劲心思试译着波德罗《批判的艺术史家》微言大义的纯正英式英文，一边痛苦地想着我怎么如此眼拙，看不出它为什么值得做论文时，以及换了题目交了勉强字数达标的论文初稿给导师后，坐在他对面捧着他手写的接近两页的意见，辨认着他密密麻麻写在字里行间的批注时，所未曾料到的惊喜。
总之，从导师那里接到这么好的题目，绕开自己选题的泥泞，又从他那里直接“抄袭”了很多精辟的关键性观点而不必标明出处，又经他牵线得到了布雷特尔（Richard Brettell）教授慷慨的指点（用导师的话说，“他从来没给我写过这么长的信”），最后还得到《时间的形状》译者郭伟其老师和正在关注库布勒的东大周渝老师的答疑和鼓励，在东大的两个论坛上分别得到戴丹老师和熊海洋师兄或犀利的或婉转的批评。我这个初入门径的无名小卒，在“他者”的镜像中经历了梦幻般的毕业论文写作过程。
这篇太过个人化的后记，实在是不适合附到穿靴戴帽的毕业论文后，放到知网上成为我的“黑历史”。多嘴多舌乃万恶之源，唯感谢不然。
感谢导师周宪教授不弃，在一番犹豫后，还是多收了一个硕士生。让我感叹自己何德何能，遇到如此高山景行的老师。不像外人所言那样，他对我这样的学生并不很严格，反而宽恕着我的大小缺点，鼓励我要“自信满满”，甚至对我的书生气和小狂妄，也那样宽容。
导师在学术上的批评更是刀刀见血。我小心珍藏着他手写的那满满一页纸意见，以及他批阅过的论文一稿和二稿。对于行文不够字斟句酌处，朱批中夹杂着对我细微字词和翻译错误的指正，我这个做过实习文字编辑的菜鸟，遇此“鹰眼”真是自惭形秽。对于我论述的观点，他用带“？”和“！！！”的句子，随时随处，既在点拨，也在追问。对此醍醐灌顶，我做出的回应谈不上多令人满意，我甚至在交上论文二稿后就后悔了，因为其实可以就老师的意见，做更深入的修改，可惜我把太多的精力，放到了准备博士申请上，对他提出的修改要求，没有做到百分之百。而导师挤出外出开会来回程时原本可以休息的时间，在火车上批阅我那令人失望的论文二稿，看到需要修改之处有些并未落实，并未有诘责，反倒先对我说抱歉条件所限，字迹不那么工整。他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提醒我收拢太广的思绪，删去不扣题的冗余，加强论述的精确性和深度，甚至一页页扫描了批注版给我。隔着屏幕看到他的字迹，我感激又难过，唯有收拢纷乱如麻的思绪，打起精神在做碰壁求职者和文字编织匠之间求得平衡，抓紧所剩无几的时间，尽力修补。
导师赐我以琼瑶，我却只能以木瓜报之——想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本科文学院所在大楼前那株木瓜树的寓意。
在几个来回中，字数扩充到了初稿时的两倍多，但精彩程度却并未倍增。我想借用库布勒的核心概念——“原物”与“复制物”：作为“原物”的论文，其实只是去年五月天里仙林返鼓楼地铁上匆匆敲下的那段核心灵感，而接近8万字论文剩下的部分，则不过都是精华“原物”的复制物而已，是彰显图形的沉默基底。幸而库布勒并未看轻复制物的价值，毕竟那个晚上的纷乱思绪已湮灭在来回晃荡的地铁车厢里，只能靠日后陆续织补起的复制物追踪其存在过的蛛丝马迹，如同借残骸与尘埃追踪已逝天体。或许仍处于半成品状态的毕业论文已足以雕刻读研三年间时间的形状，无需我再加感慨作为历史的补充证据。
最早感慨“原物”不存的，其实是另外一位我要深深感谢的人，Dr. Brettell（但愿他会允许我没大没小地称他Rick）。去年11月见到这位“笔友”时，谈起我的研究对象，他曾寄此幽思。我永远记得那个秋日的下午，在见证了百年更替的赛珍珠楼下，在导师设计的深蓝背景板前，Rick兴味盎然地谈起他与南大的情谊，旁边是身着同色西装的导师微笑而立，像何老师调侃的那样，他们像是一对“parents”。开幕式之后的课程展、导览、晚宴和讲座，我在旁边，仿佛静观奥林匹斯山众神，或者换成中国式的表达：“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
那晚导师拖着疲惫的身躯，坚持到了所有活动结束，回程的车上，他兴味盎然地谈起美国艺术史研究所的构想，谈起马上要漂洋过海来的珍贵文献。当时的我未想到的是，和蔼地回答着我东一句西一句问题的Rick, 其实多年以来一直在与癌症抗争。疫情放大了人类的脆弱，对此，我只能祈祷，祈祷希望老师们付出的心血不会付之东流，可以惠及后来者，也为曾经有缘却最终错过的Rick祈祷，愿他平安。
4月7日，导师在电话里向我转述Rick在病中写给他的信：“I will always keep a strong spirit.”此言犹如出自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那位捕鱼老者之口，从不向病魔示弱的Rick，正应了小说中那句名言：“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以此也为我的硕士三年作结吧。我曾经梦想远渡重洋从Rick手中接过博士学位证书，却在成行前由于多种不足为外人所道的原因搁浅。我不敢自夸说我是海明威笔下的那位老人，但我的确只拖回一副骨架。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又或许，我其实并不够格谈“尽吾志也而不能至”，不应将此作为托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