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服饰
蒙古族服饰色彩的“尚”与“忌”（1）
蒙古族服饰的生命在于色彩，没有色彩就没有蒙古族服饰。
蒙古族服饰色彩，一般用色彩鲜艳、五彩缤纷、争奇斗艳、美轮美奂来形容，的确，蒙古族自身对服装服饰的色彩极为重视，不同季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在服饰色彩上都有所选择。认为蒙古族服饰在色彩上多追求艳丽，没有忌讳是不全面的。可以说，蒙古族服饰的色彩选择，崇尚相同但禁忌有异。
1、 蒙古人对色彩不仅敏感，而且在政治、军事、阶层角度，给予色彩以象征——这就是成吉思汗的“伊克苏力德（大纛）”。
伊克苏力德分三种颜色，查干苏力德为“白纛”，喀剌苏力德为“黑纛”，阿剌格苏力德为“花纛”。
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时，首先树起的即是“九斿白纛”，之所以称九斿白纛，是纛樱为银白色马鬃，有九个飘带或称穗子。白色象征和平、吉祥、圣洁、幸福，九是个位数中的最大数，是蒙古人最崇尚的吉祥数，对此《蒙古秘史》这样记述道：“虎儿年，聚会于斡难河源头，树立起九脚白旄纛。在那里，被尊为成吉思汗”（202节）。白色本是蒙古人珍视的色彩，纯粹、洁净，如银、似乳，而经如许尊崇固化，并经蒸蒸日上的蒙古力量所向无敌，白色的文化意义深入人心，成为民族心理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喀剌苏力德，又写作哈日苏力德，被称为成吉思汗的镇远大纛，战旗、战神，象征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战无不胜。喀剌、哈日，是“黑”的蒙古语发音用字，因纛樱为黑色马鬃而称黑纛。蒙古汗国时期，蒙古大军的重要标志就是“黑纛”，称“镇远”可以清楚探知“黑纛”对于蒙古大军是鼓舞、提振、召唤、自豪；而对敌军就是震慑、恐惧、胆寒、崩溃。大军起行，黑纛高举，必然金戈铁马、箭飞镝鸣、硝烟弥漫、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黑纛的“镇远”可见一斑。成吉思汗西征花拉子模时，史家记述花拉子模大军中假使扔进蒙古军人的一顶帽子，就可让他们肝胆俱裂，作鸟兽散。据此，喀剌苏力德与战争有不解之缘，与胜利息息相关，与生死无法回避。所以诗人的语言这样表达：
只要哈日苏勒德还站着，
我就没有倒下。
将士们，别怕——
只要战旗还在飘扬，
做为战神的我，
就不会停止呼吸！
黑纛、黑色，便不可避免地在民众心中留有正反两方面的心理印记，与白截然不同。
阿剌格苏力德即花纛，多黑白色马鬃制成，由成吉思汗赐予，非大汗持有，是臣弟（据称为哈撒儿）们的标志，代表长生天的威猛和永恒。哈萨尔后裔有专门的花纛祭祀礼仪，祭词为：
阿剌格苏力德像饥饿的雄鹰寻找猎物，
像没有吃到腥味的苍狼，
你享有吉祥而盛大的威名，
当你威风凛凛地出现在战场，
指引我们将仇敌一扫而光。
你像勇猛的猎鹰，
你的赫赫英名传遍四方，
在英勇战士流血牺牲的地方，
在富足人的欢宴上让我们相会，
祈祷圣主的谕旨如愿以偿。
白、黑、花三个色彩，以凝固的方式，升华为文化认知上的神圣性，这种象征是全民性的。
2、蒙古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以色彩为指向，简单、醒目、形象又具内涵。蒙古族自身的历史记述中，出现“五色四夷”的观点，即以中“青蒙古”（k?ke mongγol），南“红祈塔特”（ulaγan kitad），西“黑吐蕃特”（qar_a t?bed），北“黄撒儿图勒”（sir_a sartaγul），东“白索朗古斯”（caγan solongγod），凡此合称“五色四夷”（tabun ?ngg? d?rbün qari）。
研究者们多认为“五色四夷”的观点源于佛教“五方色”，即中央青，东方黄，西方白，南方赤，北方黑（当然分法不完全一致）的颜色认知，而从蒙古族史学作品中出现的“五色四夷”时间看，较为晚近是可以肯定的；从另一方面看“五方色”，是中国文化五行学说的核心，金、木、水、火、土对应黄、青、白、赤、黑，阴阳构成乾坤，色彩上升到世界观的哲学高度；韩国2018年冬奥会会徽同样体现五方色观念，说明蒙藏汉乃至韩民族历史上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紧密性。
而蒙古人运用的五方色彩指向带有自己的特点，方位对应一类民族，不拘泥于五方色或五行学说的方位指向，显示了蒙古人既有借鉴又有创新，既是色彩又指民族的世界认知。
3、时代不同，蒙古服饰要求都会产生相应变化。元代做为蒙古人建立的王朝，统治者依据自己的礼俗及统治地域的文化习俗，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舆服制度，元代的舆服制度针对的基本为统治阶层，所谓“质孙服”就是典型；但尚可肯定，元及北元时代，民间服饰还未发现明确的制度规定，这一点上看，社会管理保持了合理宽松的度。北元及明晚期，《阿拉坦汗法典》明文规定“男子穿戴破烂肮脏的衣裤，罚马一匹”，穿衣戴帽各好一套，无论如何上升不到法律高度，但讲究人在衣马在鞍的民族，还是冲动地来了一个禁止条款，但禁止的是非干净整洁，不是服装样式；而处于恶劣环境下的蒙古服饰，就有必须和禁止的规定。《卫拉特法典-敦罗布·剌什》补充条款明确“每人必须头戴缨穗帽；男子须编发；妇女不穿两襟上衣，孀居者不受此限”——生活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在保护民族文化方面也是拼了，即使上升到法律高度也要禁止俄罗斯化。当法律条款中出现“缨穗帽”“编发”等词语时，了解十八世纪历史的人懂得，生活于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蒙古人正与俄国的压榨做着针锋相对地斗争，土尔扈特人虽生活在万里之遥的地方，但的确心向故土，所以必须戴“缨穗帽”且“编发”。
蒙古族崇尚的色彩是众所周知的，白（查干）、蓝（呼和）是民族大众永远喜爱不变的颜色，但大多“摒弃黑、灰”色（《草原文化》67页）；对不同部落而言，民族共同色有当然的追求，却也不忌讳某些颜色。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俄国称土尔扈特人）人“男子穿着以黄、红、深蓝或灰色为主”，但“不穿黄色的靴子，以示不玷污这一神圣的颜色。在他们看来，脚是人体卑贱的部位”（《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110页）；清代早期的青海蒙古人则“台吉靴以红香牛皮为主，中嵌鹿皮，刺以文绣，宰桑用红牛皮，不嵌不绣；民人曳皮履或黑或黄，无敢用红者”（《西陲要略》63页）；清末对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盟等地区的蒙古人而言，他们大多认为“青（蓝）色为兴旺，黄色为丧亡，白色为伊始，黑色为终结。因此把青（蓝）、白两色作为头等重要的色彩来使用”（《蒙古族生活掠影》转自《蒙古风俗鉴》281页），此段文字又译作“若为甲则兴，若为戊则衰，若为庚则始，若为壬则聚”（《蒙古风俗鉴》新译详注66页）；内蒙古东部许多部落都喜爱白、蓝、红；二十世纪初的鸟居龙藏考察蒙古地区时观察到翁牛特部服饰“多使用深红、深绿等。鞋使用红色或其它颜色，装饰有彩带，艳丽非常”；西乌珠穆沁人则“头戴毛帽，脚穿长靴，身穿虾青色长袍，蒙古式的合襟，长筒袖，有宽大下摆，装饰有黑天鹅绒的边缘延伸至下摆，这是西乌珠穆沁独有的衣式”；关于扎鲁特“女人的装束，其衣长至脚踝，袍袖宽大，上身穿奥吉（马甲）似的袄，多是绿色的衣服，脚上穿长布靴”（见《蒙古旅行》）。
在鸟居龙藏眼中，各部落服饰差别明显，于喀喇沁中旗考察时“遇二十多名骑骆驼的东扎鲁特蒙古人。一行人穿蒙古服装，头戴毛帽，身穿蒙古服，腰间别小刀，脚穿长靴，与附近的蒙古人完全不同”，即使同一部落，服装服饰还是有差别。巴林部的左右翼旗，鸟居龙藏看到“小巴林王府与查干索博日嘎明显不同。尤其女子服饰，查干索博日嘎附近筒袖较多，王府附近长袖较多，似大巴林。”；内蒙古部落间如此，部落内亦如此，遑论外蒙古服饰与内蒙古服饰差别了。（见《蒙古旅行》）
鸟居龙藏考察的年代，清朝统治行将结束，正是清末新政大行其道之时，封禁的时代早已成过去，但在部落服饰方面依然可以看出明显差别；到了新的时代，内蒙古民族服饰在色彩选择上，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观察认为，“男子喜欢穿蓝色、棕色、黑色的袍子，女子喜欢穿红色、绿色、紫色的袍子”（《蒙地》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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