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特点
【读书笔记，有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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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学承隋唐以降佛学盛极而衰而崛起，发展到王阳明之学术盛世，不仅是中国儒学、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更影响了宋以来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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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在例言中指出，本书取材大多根据全祖望《宋元学案》和黄宗羲《明儒学案》，偶有出于两《学案》者，是为钱穆先生平日笔记。全书分五十六目，以诸儒为主体、各家思想体系为重，叙述宋明间六百年理学的发展演变。先生在书中说：“人物代表着思想，我们却不必放轻了思想演进，来争人物间之门户是非”。要穷源溯流、知晓后续，可与钱穆先生《中国思想史》、《近三百年学术史》比较、接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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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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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将宋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宋学“五光十色，元气淋漓”，诸儒身份各不相同，思想也有较大差异，但都指向复兴儒学代替佛教，振奋挽救唐末五代以来的学绝道丧；中期儒学逐渐消化初期的活动，转向精微；南渡后的宋学学术思想极盛，与偏安的政治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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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最早显现于教育精神和师道尊严，这种思想可以上溯至韩愈。韩愈是古文家，好古道，以别于当时的诗赋、佛学，从人格、教育上复兴儒学而发端出新思想。胡瑗便是初期宋儒中一位突出教育家，从一道士观苦学，思考当时的政治习惯、社会风气、宗教信仰，归来教授，创立由宋中央政府所采纳的“苏湖教法”，指导学生治经治事，学理论政。孙复身负盛名而负气尚性，代表着当时的师道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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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积、石介、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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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绾合心性和政治，说“王者之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为仁义礼信者，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又说“神之所为，当在乎盛德大业”，由俗显真，是其辟佛之精深理论；在已发未发、读经致知的问题上，为新儒学提出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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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敞、司马光、苏轼、苏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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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宋初所秉承的，是到了包罗会歇时期的佛教，以及唐五代以来发展至臻的文艺，而其中又有韩愈、李翱等复兴儒学的呼唤，兼之强化中央政府的政治需求，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问题并行的现状。所以初期诸儒依靠着王朝初兴的元气，回溯中国之道统，从心性、教育、政治和社会等方面提出新儒学的见解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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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宋学在钱穆先生眼中，“文章、政治、教育，三大项之活动，中期都较前期为逊色”，而学术与风格，是初期活动的画龙点睛，有大贡献，成其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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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认为“古代孔孟儒家的一切理论根据，端在心性精微处”，而两汉以来没有论心性的传统，而佛教长处恰恰在于直透心性之单微。韩愈、李翱之论尚粗疏，欧阳修、王安石的人事、事业之论也还没有到达本原。要与佛学较量，还要在心性上。此外，释老都有自己的宇宙论，要复兴儒学，不能不探讨到宇宙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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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始创中期宋学，在于其从心性精微和宇宙论上阐发。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宇宙间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也没有一至高标准，动静互生，阴阳衍生出五行万物，赋性不同，而人的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匀称。圣人定下中正仁义之道。无欲故静，静为人极。无欲是没有自私的要求和趋向，于是和外面事物便相同无碍，能够照见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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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讲天地万物从何而始，邵雍却讲其从何所尽。他说天为阴阳所尽，地为刚柔所尽；天地指气质，阴阳刚柔指德性，从德性便可以尽气质，看天地是要看它们的道理和规律。此外，他认为阳为性，是有限的，变动的，是阴的体现；阴为体，是无限的，常在的，是阳的基础。转到人生论，便是天为阳，圣人为阳；地为阴，百姓为阴。百姓才是长居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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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载认为宇宙最先是一气，分阴阳而浮沉、升降、动静相感，是“太和”、“道”的表现，成就了宇宙的广大坚固。太和不可被感知，气之聚散成世象之纷繁。他主张宇宙间并没有“无”，而是“变”，是“和”。而对于人来讲，无论人事怎样变化，都是在“太和”的生活与境界当中。人类由宇宙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将家庭内之孝心扩展到整个人世、天地。所以就有了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语。而人生而在形气之中，刚柔缓急未必匀称，通过为学克己，从自己的个性返本上溯到万物的共性以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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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儒者的宇宙论，讲人在宇宙当中的位置，是最灵秀的，却仍要虚心、为学以感悟万物共性。世事多变，却有其恒居不去者。人微小地寄于天地间，却将生民万世存于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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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直接从人生经验入手，提出“性即理也”，说“学只要鞭辟近里”，“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他讲究“敬”，以敬守心，而心要活，是要存得住人事和变化，处理得恰当便是天理。与禅宗同是讲心，禅宗讲的是心上无一物，他讲的是人心要体贴出天理，体贴出仁，而“己立后，自能当得天下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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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补充程颢，说“进学则在致知”，是格物，从有生气、生理、生命的自然界，体贴出吾心吾性所秉所具之生命真理。对于喜怒哀乐，他说未发则存养，发则和，不用抹杀，不似禅宗的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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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钱穆先生说，程门的教法还是“没有真力量、真见识”。洛学的四大弟子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焞，多溺于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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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以降的关学，其精神和指向私人的生活与心性的洛学不同，关注的与人相接的公共生活，是儒者将儒学载入魏晋隋唐门第、佛寺之后的宋的新农村团体，使儒家精神进入社会群众的日常生活。吕大钧的《乡约》，分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几个部分，依靠的是团体的力量、群众对于儒学的实践。他和其弟吕大临，向内修养自己的德性，也讲经世实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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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后的宋学学术成绩极盛（胡安国、安国兄子胡寅、安国次子胡宏……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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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病吕祖谦之杂和陆九渊之简易，最钦佩敬重张栻。张栻是湘学胡宏的弟子，注重“主一”，也是敬的体现，动中见定，在应事接物之处省察，说“于本原处用功”，又说“持养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养之功”。胡宏偏思辨，而张栻专主一，推扩不开，由洛学分出的湘学不振而闽学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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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自周张等人的宇宙论和二程的心性修养之后，提出了“读书明理”之法，突破的穷理的途径与方法，格物致知进入了新天地。他整理宋之前的传统，退五经进四书，重新整理奠定了儒家传统。他结合周敦颐的“气”和二程的“理”等观念，说理在气中而理在气先，是在保持一统一的最高原理的同时，使人注意到万物异体之分殊。他的宇宙论被钱穆先生成为“理气混合一元论”。他注重后天，一些说法看似与孟子性善论相违，实则强调的是变化气质而求“义理之性”。在人生问题上，他提出“先说心后说性”的观点，即居敬，再穷理，并将二程集中于人生经验的穷理扩展到宇宙间的最高准则。他认为天命流行，落到人身上见性，心统性情（他一度赞同湘学“心为已发”的观点），而能够即主敬又落实，本体与功夫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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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熹）闽学同时而对立的是陆学。九韶、九龄、九渊合称三陆，家庭环境笃实践履，影响陆学精神。陆九渊说自己“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他读三国六朝史见夷狄乱华，遂学弓马，在荆门军常阅武按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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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论上，陆九渊近程颢，阴阳即为道，不同于朱熹认为道在阴阳之先作为一最高标准。陆九渊的宇宙论落在人生论上便是“心即理”，而朱熹则认为“性即理”，心则是气。九渊说“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人要通过学以为人，而首要学的是“义利公私之辨”，可落在广大万物上，落在实践上。人知道何为公与义，便会将宇宙之事看做自己分内之事，且这种公与义四方皆同。人若自私自利，便将自己和宇宙限隔开了。人要肯行公私义利之辨，要有志，要立志，“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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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学派的开山者是吕祖谦，出身门第贵族，而贵族家风总在保泰持盈、通融和睦。而宋时门第崩溃的情况下，平民学者兴起，凌厉锋锐，排斥异端与俗学，不喜讲史学，要从理学上寻求出最高原理。而吕祖谦的调和和妥协，在宋儒中反而显得特殊了。而浙学中人却不出身于门第，他们能够振厉颓废，不讳言事功，从史学上与传统正统的宋学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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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叶适、金履祥、黄震、应麟承、黄榦、杨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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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总结两宋儒学之共同精神：一是想重新阐明中国的学术传统，树立政治和教育原则；二是关注到治学和行事最终都关乎心理层面，因而着力于此。王安石变法失败，更使诸儒注意到坚固社会下层的学术心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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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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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宋学在其末显示出了其破绽与裂痕，加之宋末以来政治衰颓、国势危急，诸儒不得不重新转移方向，从大角度关注社会之上的原则。无论元朝的状况怎样，南北统一，南方的学统流传到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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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甫在当时的社会境况下主张三教合一，溺情于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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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复将程朱之学流传到北方，许衡亦如此。姚枢退隐之后筑室奉宋儒，刊诸经书传注以惠后学。这些人自知对大局无可救助，不得不在政府，虽遭当时人耻笑，但北方儒学终究是有他们兴文播化之功。而元代通经之士多在南方，流传北方的多是性理与道学。吴澄著有《五经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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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刘因这般抗节不仕者，其清洁刚正人格，亦对后世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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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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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术的中心问题和最高目标，大体沿袭宋朝，沿正统宋学一脉，更为单纯、精微，对于明学钱穆先生也是分三阶段。初期明学不似初期宋学博大，是元朝统治余荒下的新生机。中期明学为王守仁时代，光彩毕显。晚期明学另起一路，开启了直到清代乾嘉的古经学考据。明末诸儒秉持着宋明理学七百年间所积累的学术力量，在精神上另辟蹊径。钱穆先生说：“若说宋学在人生问题上是探讨发明的阶段，则明儒是在享受和证实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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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吴与弼、胡居仁、娄谅、陈献章、薛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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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明学有王守仁、湛若水，学问途径都可追至吴与弼，一时平分天下学术。罗钦顺独得剖析发明，可与二人鼎足。之后都是王门诸流，直到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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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因得罪刘瑾，被贬到龙场驿，开始悟出“良知”之学。程颢提出“天理”，朱熹说格物致知以明理，现在王守仁说“天理即是良知”。在理论方面，他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以心之好恶穷是非，以是非穷万变。而“诚意之说，自是圣人教人用功第一义”，“诚”是人心乃至天下之大本。知行合一便是意之诚，不合一便是意不诚。知而未行，只是不知；行事不依自己的良知，便会明白自己的不诚，会不稳当、不快乐，行不出事上的天理。在修养方面，他教人“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后教法有所改变“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有念则行，不使不善的念存于胸中。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其变化气质之功，与宋人大体无异。而人的好恶是否真诚，要看独知，“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其良知之学也有所变化，早年重天理不在良知外，晚年重物不在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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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门诸儒的派别，有浙中（钱德洪）、泰州（王艮）和江右（罗洪先、邹守益、欧阳德、刘文敏、王时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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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进一步通过罗汝芳和赵贞吉比较儒学精神和禅宗精神。他认为中国思想里，本身就有一种禅的意味，只静坐、不读书皆不是禅。而是反身当下，近神地对待寻常物理。没有为圣人特设的环境，也没有为圣人特设的道理。人人皆可为尧舜，不是人人都去做尧舜，而是尧舜来做我的事，也只能做得我这般。禅宗这样的宽敞精神，却可能引得人恣意猖狂。先生也说：“守仁的良知学，本来可说是一种社会大众的哲学。但真落到社会大众手里，自然和在士大夫阶层中不同”。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流弊，是有这层原因的。回顾宋学，难怪陆九渊要强调“立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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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明学到了此处，已精微至尽了。晚明势必要开辟新路。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的忠义气节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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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认为中国自先秦没有区分本体和现象之传统，宋明诸儒因要排佛申儒，所以始终不能脱离议本体和现象之全套。到孙慎行，始能纠正这一格套，回归先秦。他将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绾合，做到天人合一。他也有东林学派从切实人生入手的特点，有别于宋明理学的创见：一是看重喜怒哀乐的本质和功用，二是平时看待未发之中的性。他说“君子终日学问思辨行，便是戒惧慎独”，从慎独可以达到平衡的中和状态，而中和状态中的人又能率性地以“活动机括”之心追求天趣。（钱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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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像
刘宗周将心之独体，扩展到宇宙之独体，钱穆先生又认为类似于近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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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在宇宙论上，刘宗周就将思想发展到尽头了。而“事上磨炼”则在罗汝芳处发展到极点。身心修养从罗洪先到高攀龙，也穷尽了功夫。从中新学术和新思想又在萌生。加之满清入关的时代变化，宋明理学告终，后人在精神与学术道路上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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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思想怎样发展和被应用，对待学问，朱熹说“不轻相诋毁，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力勉于吾之所急”，学者应有这样的宽容和担当。宋明诸儒秉着排佛申儒之意，回溯中国道统，发明新见，通过朋友私人间讲习、书院教育、公众讲座、社会大众讲习等方式，从社会上层政治思想、士大夫学术和社会大众心术方面，力图建立其理想之中社会。儒者、士大夫、政治家持这种思想运行社会，其影响从宋直到晚清的种种事迹和现象中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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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概述》，钱穆 著，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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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的特点(钱穆先生的宋明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