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善可陈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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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第十八封信发生于三个多月前的一场对话，由理想国纪实馆主编罗丹妮写给单读编辑刘婧。深植于一代青年人的集体记忆，究竟是历史重大事件还是乏善可陈的凡人琐事；今天作为一名记者、编辑，又能从何种角度关注、记录这些集体记忆，罗丹妮在信中讲出了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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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人：罗丹妮理想国纪实馆主编
刘婧，晚上好，
昨天的聊天，以最后你说找到了去《单读》的初心、重新想清楚了自己的方向作结，好像突然变得鸡血起来，可我却一直没回过神，有点像被一拳击倒，爬起来，虽然毫发无伤，但总觉得身体里的一些东西被抽掉了（也许是热情），我想，是你的问题难倒了我。 对，就是这个问题。
在不能写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表达的空间越来越有限的今天，到底什么是值得书写的？
▲手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墙
你说，上一次，我在书店跟你们聊起最近想要策划的一些选题，“是宽泛的话题而不是议题，不论是操作、还是我作为作者的表达，都很难实现”，也提到，经过考虑，原本我们想要做局部修改的那三篇稿子，你决定“不妥协做删减”，干脆彻底拿掉。
之所以拖到现在，是我实在不舍得。“青春的壳”是你宝贵的尝试，以写作的方式实践自己的青春、与自己的青春对话的一种努力，字里行间，藏着你去《单读》的初心。而这些也是我犹豫再三，几次放下要改的笔，想要把它们完整保留下来的原因。。之所以这么执着、较劲，最要紧的原因还不只是上面那条（关乎你的努力、作为作者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即便修改后文章看上去不那么完整、有一些人为制造的“模糊”，甚至略去了作者和采访对象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在我看来，它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成立。我甚至有点主观地认为，那些看上去非常重要、在人们看来，对他们具体的道路选择起着重要作用的外部事件，可能只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可能不存在，它被更长久、更隐蔽地隐含在一个人的成长脉络里，在他不经意的讲述中，在他未必自觉的生活经验中，甚至，在很多偶然、很多意外、很多当事人刻意或者无意回避的契机下……它们说起来有些悬乎，但其实写出来，就是你文章的主体部分。
你说，在你看来，很多事情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集体记忆，或者说是以你为代表的某一类年轻人的集体记忆。这些东西如果不写出来，这三个年轻人的故事就变成“宽泛的话题”，我觉得，你说的，集体记忆这点很启发我，不能不说，我低估了这些事件的意义。也许是历史学的训练，对于这些不言而喻的重要事件，我反而总抱持怀疑态度，立马会觉得，这些事件，属于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他老人家说的“短时段”历史，是个别的事件，除了报道中的“新闻”、重大历史事件之外，还有一些凡人琐事，比如：一场火灾、一次火车出轨、一次小麦价格大幅变化、一次犯罪、一次剧场演出、一场洪水等等。这些事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时空范围内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变化迅猛，是表层上的激荡，仿佛潮汐在剧烈运动中掀起的波浪，是一部起伏跌宕、迅疾、激动人心的历史；如果这些“短时段”的书写受环境限制有诸多禁忌时，我们是否可以转向一种“中时段”、也即是社会史的思维方式？把更多的目光转向这些事件背后的机制，比如说某个群体、团体的历史，比如说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经济发展模式变化，等等结构性的因素？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 年－1985 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的史学家
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那些我们视作集体记忆的事件，是如何在生活实践的层面影响我们的价值判断、道路选择的；另一方面，可能要追问的是，这些集体记忆，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属于谁的集体记忆？它们的重要性，是现实层面的重要性，还是我们这些读书人，被灌输的某种观念：“必须”，或者“只能”认为它们才是重要的，才是值得被记录，被强调的？我们对这些事件的重视，有多大程度是因为它们当下变成了难以表达和难以讨论的话题？
接下来，让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样的选题，是值得写的，除了那些被迫隐去的“集体记忆”、我还是想再罗嗦地梳理一遍，那些我今天很想去关注的话题，很想要找到年轻的写作者去关注、去书写的题目——虽然，它们可能属于“宽泛的话题”，比较难操作，做出来不太好看。
比如，年轻人的问题。
——实习生的就业问题（有关我们所有人的第一次的故事）。我们不谈今天年轻人的就业率、失业率，不谈城乡差距，不谈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谈高校教育、就业政策，我们就听听那些在大三，甚至大二就四处联系实习单位，最后千辛万苦找下家的他们的故事。了解一下实习生的现实生活状况，如何在公司不发正常工资、要承担交通、居住成本的同时，维持看似已经准职场人的生活节奏？
——为什么我们不谈恋爱？为什么我们不想结婚？难道历史同期的年轻人，他们的荷尔蒙、激素水平更高一些吗？是真的低欲望，还是欲求不满、不得不对现实低头？我们是真的丧，还是生活让我们不得不降低预期、以丧的面目自我保护？
——为什么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总是很紧张？为什么每年春节回家都很焦虑，为什么说起家人，就是一把辛酸泪？家人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比如，无奈的中年。
——一位韩国 35 岁的已婚女性写出一本《休婚》分享自己如何面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婚姻，寻找个人独立的空间、道路，找到婚姻中更适合两个人的相处模式，重新发现自我、建立自信的心路历程，在韩国成了一本畅销书，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在台湾热销；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在婚姻中的夫妻，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总看到各样报道说今天离婚率攀升，婚姻的小船说翻就翻。可从事实层面上说，到底这些数据的来源是怎样的？《婚姻法》的修订、建国后的离婚率、这些数据有什么关联性？城乡之间，大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离婚率，有什么差异？有地域性的差别吗，有政策上的影响吗？（比如北京的买房、摇号政策都可能引发政策性离婚）离婚率高发的阶段是婚后第几年呢？大部分的离婚纠纷是围绕什么呢？离婚的成本，对男女来说，法律层面，有什么不一样的风险？
从具体的个案来说，我真的很想听听那些在婚姻中的同龄人，他们的故事，他们对婚姻的看法，他们曾经面对的危机，他们想过离婚吗？为什么想离而没有离，或者，他们最终是怎样离掉婚的，又是怎样维护了长久的信任、将婚姻经营至今？ ——一部热播韩剧，《天空之城》描写了齐聚豪华高端城堡“天空之城”的太太们，为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精英之辈，未来的官二代、富二代，王子、公主，殚精竭虑、勾心斗角。我想知道的是，那些选择生了孩子的妈妈们，中产阶级的妈妈们，他们怎么看孩子的教育？择校？要买学区房吗？要出国吗？去哪里留学性价比最高？什么时候出国比较好？出国留学后还是找不到工作要怎么办？要上奥数吗？要上补习班吗？ 为什么那么难，还要生二胎？以及，为什么，有一些人，选择不生？
在这些之外，那些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轻女孩，她们又是怎样避孕的，如果意外怀孕了，她们要怎么办？那些孩子留在老家、自己在外地打拼、挣钱的妈妈们，她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她们认为教育能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吗？ ——对 996 说不吗，那你做好人到中年失业的准备了吗？
越来越多身边三十过快四十的人突然失业，我们可能没办法直接谈行业的根源性问题，谈经济衰退消费降级，但是否可以收集到一些样本，一些人过中年的人，写写他们再次面对职场瓶颈、创业失败的故事？虽然不直接去触及体制，但如果做足功课，把每一个个案都做得丰满，相信它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量，应该不小。这些个人的散碎故事，或许可以拼接出一代人，或者一个阶段的变化。比如，我们不直接去谈媒体衰落，而是去找到十个媒体人，有离开媒体去创业的，有仍然在媒体第一线的，还有做内容相关产业的，追踪他们个人职业的选择，家庭生活的状态，价值观的变化？
▲马云：“能做 996 是一种巨大的福气。”
比如，被忽略的老年人。
——为什么老年人热衷保健品，容易被骗？
哪一个人的父母没有过曾经被骗的经历呢？可能是买了一个价格不菲的玉石枕头，传说包治百病；可能是被动卷入一个北派传销的骗局，在家人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发展成上线，年过半百锒铛入狱？为什么我们的爸爸妈妈，过了五十岁以后，只关心孩子的生育问题和自己的健康问题？为什么追求健康成为绝大部分中老年人后半生的志业？
——关于阿尔茨海默症
看到《都挺好》最后一集，我是忍不住掉下眼泪，完全看不下去。是的，那是一种本能的恐惧。我很怕将来自己可能要面对类似的困境。我没有苏明玉那样雄厚的物质基础，有足够大的房子接爸妈共住，也没有可以说走就走、要回可回的工作职位。我想知道，该如何正视自己家人的养老问题，医疗问题；我想要听更多过来人讲述他们的经验，也想要听到来自专家、学者，以及外国成熟经验的介绍。除了阿尔茨海默症，那些带癌生存的人，那些偷偷吃着抗抑郁药、故作云淡风清地应答周遭朋友的劝解，嗯，看开点、乐观点的人，他们愿意讲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吗？
比如，在我们聚焦的现实生活之外，那更加魔幻现实主义的“互联网生活”，“我们被网住的生活”。
——两大婚恋网站中，会有一个团队，打造并不存在的相亲对象，专骗女白领，用“理财”的方式把姑娘的钱赚进东南亚的赌博网站洗掉；给广大广场舞爱好者设计的 APP，之所以能不断拿到融资，就是因为 APP 里会嵌入保健品广告；现在淘宝刷单的主力听说多是已婚全职妈妈，她们的生活状态到底是怎样的；现在有一批靠着在互联网上写字生活的人，有些通过公号写作初步实现财务自由，有些则是各种坑蒙拐骗浑水摸鱼……
更不用说，这些之外，那些快递小哥、淘宝客服真实的一天……
▲“曾经月薪两万，35 岁却只能送外卖”
这些七七八八列出来的同时，我就意识到了你说的问题。是啊，它们太散碎了，太宽泛了，很容易就变成一个个孤立的样本，一篇篇微信特稿……好像离一本值得写的书、离一部作者可以引以为傲的作品，距离很远。这也就引出了我想跟你聊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是我们缺少能写的“议题”，还是我们缺少能够发现“议题”的能力。
前不久，那篇爆刷流量，得了好几个非虚构奖项的稿子《一家只卖滞销书的书店》，也是我曾经非常刻薄地批评过的稿子，最近却又给了我一些启发。记者本人在谈及这个题最主要的难点时，很中肯地分析说，最初这个题，她觉得十分平淡和静态，受访者讲述的很多经历，都是非常碎片化的故事，非常难抓，没有冲突化的场景，没有明显的反差点，很难找到一个线索，后来是在跟编辑的交流和互动中，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也就是在非常生活流的细节里抽出一个意义，一个值得讲述的点。这需要记者的经验，提问题的能力，也需要思考、批判，不断推翻重来。
我想，可能，这是对作者、也是对编辑双重的挑战。就像我今天在这里天马行空地列出一堆看似可写的题，但这些东西，距离成书，要走过的路程，是现在非常难估计的，很有可能就是一堆稿子的集合，没有主线、没有脉络，甚至形不成一本书的硬度和厚度；可是，在我看来，在做这一切之前，有可能更需要的是，暂时压制作为作者主体性的表达欲，暂时放弃那些关于自己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被记录的“主见”，停止追问自己，到底能在这些其他人的故事里表达什么的欲望。说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很可能是错的，因为，压制、放弃这些的同时，有可能就是毁掉了做这一切事情的基本动力；而且，在事实层面，我们很难这样去要求一个作者——这需要多么大的采访成本！
可我，真的是最近，才意识到，如果不能暂时忘记自己，是几乎很难看清他人的。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个容器，里面盛满了我们自己的经验、情绪、理念、判断；面对另外一个人，如果不能倒空自己，或是自己就自成一个巨大的海洋，可能很难全面地接受和认识对面一个满满的容器。我曾经十分自信，对那个跟自己相识将近二十年、朝夕相处也有十来年的人非常了解；对每天跟自己相处时间超过家人的老同事，无比熟悉；可现实一次次打脸，我发现，只要我耐心多听他们聊一会儿，再往深了问一问，接收到的信息就跟自己预想的非常不一样，很多时候，是我问错了问题，或者没有问出该问的问题。
所以，倾听的耐心，在我看来，是发现议题的第一个条件。如果我们跟采访对象更熟一点，聊得更深一点，也许我们能听到他们更多“真实的废话”（而不是那些他们认为我们可能感兴趣的、更愿意听到的“有用的话”），也许我们能够收获到更多的“线索”，它们可能带我们走进另外一条路，通向其他问题、通向其他角度、通向其他人。
▲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1992 年
另外，就是相信案头，相信外脑，相信阅读和团队的力量。我理想中的工作方式，不是一次性地等待作者交来成稿，而是期待在这个过程中，针对每一个采访对象，针对每一个看似没办法形成议题的材料，可以有讨论、可以有反思，不急于成文，哪怕先积累素材，先收获那些可以留待我们日后去慢慢消化的材料。也是最近读到的一些文章，让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是否丰富，是否值得一书，或者说，是否有足够的“看点”，真的取决于我们把他们放在怎样的脉络里去认知和解读。可能大部分人，不一定会直接参与我们头脑中印象深刻、此刻正在发生的重要事件、趋势（就像今天的 METOO），甚至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我认识到，作为一名独立女性，我应当……，但她们的故事，却丰富了我们对于我们当下境况的认知。举个例子，前几天，我在某个微信公号读到一篇非虚构人物稿，题目是“伺候了这个巨婴半辈子，她决定离婚”。
整篇文章读下来，其实是平铺直叙的，讲了主人公，也就是作者认识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女性娴芳，是如何从 18 岁时懵懵懂懂、完全被动地嫁给定下娃娃亲的丈夫，忍受丈夫的粗暴对待，甚至自己接受重男轻女的观念、自作主张引产掉七个月的女娃，到后来托关系进乡镇医院工作、靠自己的努力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离开村子独立到外地打工，去私人诊所工作、挣钱给三个孩子交学费（因为生了两个女儿，后来婆婆强行要求娴芳领养了一个医院的男婴），并且先后把几个孩子接到城里上小学，接受更好的教育。靠着打工积累的钱，她自己在社区开了个私人诊所，专门给那些外来打工的、经济条件很一般的工人治病，稍有积累，想要在县城买套房子、改善生活，可一面却要继续面对丈夫和婆家各种无理取闹、拳脚相向，想办法帮助被婆婆宠坏的小儿子走回正路，替丈夫失败的创业项目还债、填坑。
直到四十三岁，孩子们都渐渐懂事、独立，她终于能够下定决心跟丈夫离婚，可一纸化验单，丈夫被诊断出胃癌，她在医院走廊放声大哭，觉得好像二十年的眼泪都哭了出来。哭后，她让孩子们放心，作为医生，作为妻子，她不会在这个时机，选择跟丈夫离婚……又是几年过去，丈夫痊愈了，大女儿去菲律宾读临床心理学（还是这位母亲打工提供她生活费）、二女儿以互惠生的途径去了美国留学，小儿子在知道自己是被领养之后欠下一屁股债不知所踪……娴芳终于把这个婚离掉了，成了王家村第一个离婚的女人。
这篇稿子并没有很高的点击率，我们也很难从她身上看到今天米兔中间那些年轻女性有自知自觉的表达和反思，但她的经历，其实是一部鲜活的，当代女性寻求自我解放的个人史。她个人观念的改变，从重男轻女，对婆婆和丈夫忍气吞声，到通过学习、打工找到独立的事业，慢慢改变自己的想法，寻求个人的一点点空间和生活的改善，这些变化不是迅猛激突的，是渐变的、迂回的，可它也确实跟这几十年我们外部世界的变化息息相关。当我们把娴芳的故事放到近几十年中国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中去看时，可能会找到另外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并且，这样的思路可能会帮助我们找到更多的娴芳，他们看似默默无闻，但都把自己的生命活得轰轰烈烈。我相信，在与很多采访对象的认识、交谈中，我们的初心、我们的初衷、甚至你提到的，作为作者，你希望表达的东西，你关心的事情，你对于何为重要的事情的观点，会发生变化。 胡言乱语了这么久，感觉越说越远。我想，自己最想说的，其实就是，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能充分表达的环境下，虽然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都看似乏善可陈，但我仍然相信他们有值得被书写的价值，更期待着，你，以及更多像你一样的年轻人，相信这一点，并且跟我一起，褪掉“青春的壳”，带上另一个自己，试着听一听，写一写。
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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