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017年3月12日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shrb.thepaper.cn），欢迎点击上方蓝字“上海书评”关注我们，或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
编者按：2016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新峰教授的专著《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此书在作者199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明前期兵制研究》的基础上作了大幅度的修订与重写，以明代军事体系的运作机制为切入点，“探讨各类人员在机构体系中如何行使权力、利用关系、维护权利，依次分兵权分配、行伍组织、身份管理，大体对应着现代军制学中的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兵役制等核心内容”。作者说，此书是他对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史、军事史这些“二十四年来的学习研究领域”的一次彻底告别。此次访谈，可以视为对这些领域的一次小型而不失全面深入的回顾。
李新峰像（澎湃新闻 刘箏 绘）
澎湃新闻：中国历史上，以中原或者说长城以内为核心的政权，比如汉、唐、宋、明等，大多面临着北方民族的威胁，后者往往成为导致中原王朝崩溃的直接或重要原因。与其他朝代相比，明代的北边危机与它们有何相通之处，又有何独特之处？
李新峰：关于北方民族威胁，明代与历代相通之处，无须多言，关键在于独特之处。
在大漠南北的草原上，分布着明朝的头号敌人：蒙古人。明朝建国，并未消灭元朝，而是将它逐出中原汉地，北元政权与明朝分庭抗礼，有学者甚至视此为第二个南北朝时代。北元政权长期存在，貌似明朝武力不张，其实，明朝在草原上耀武扬威，成绩远超前代，但游牧民族的威胁并未解除，甚至未遭重创。究其原因，在于明朝面临的蒙古人，是“后成吉思汗”时代的游牧人群。
游牧生活方式保障下的骑射、马镫，造就了优秀的战士，但游牧社会整体上的武力优势，来自其政治社会结构。游牧经济的生产效率较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少数人口就需要广阔的草地，所以居无定所，按血缘关系结成较小的部族，寻找水草丰美之地。由于资源匮乏，生存压力大，个人之间、部族之间的掠夺、仇杀是社会生活的常态。
在这种暴力决定命运的环境中，如果出现一个英雄领袖统率强大的部族，其他部族与其对抗，不如投靠而加入对外征战掠夺的行列。这样，强大的部族就会像滚雪球一样，突然形成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以核心部族为名号，以受极度崇拜信任的领袖为核心，继续对外侵略。只要领袖不断带来胜利，全社就能够获得比饲养牛羊、内部争战更大的利益，帝国的秩序就会稳定，领袖的绝对权威就不断强化。但是，一旦战争失败，掠夺的利益不再，或者受被征服者影响，掠夺的模式让位于经营、榨取，领袖的权威就可能崩塌，各部族就一轰而散，回到各争雄长的内斗状态，直到下一个领袖、部族的崛起。
所以，草原上经常一夜之间涌现出一个强盛的帝国，给周边农业文明带来腥风血雨，帝国却也经常在刹那间灰飞烟灭，归于沉寂。有几组长期维持帝国形态的人群，或雄踞漠北，或入主中原，如匈奴、鲜卑、契丹、女真，倒是避免了简单地倏起倏灭的命运，但在历史长河中，仍未摆脱循环兴衰的命运。在这一模式中，英雄的武勇、智力、政治手段、魅力，使其因缘时会，幸运地走上帝国领袖之路。
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扩张
澎湃新闻：那么，草原上会不会有凌驾时代、超越历史的英雄，不仅创业建国，而且改变上述历史模式呢？
李新峰：有，这就是十三世纪的成吉思汗。他的起家、壮大，主导游牧民族对全世界的侵略，对历史的深刻塑造，是很难用宏观历史背景和各种客观条件来解释的。成吉思汗那不可思议的长期、巨大的军事胜利，已经将领袖的权威由个人扩大到家族，所颁行的政治、社会制度终于得到整个游牧社会的认可。从此之后，游牧人凝成了内部高度认同的同一性群体，无论内部如何纷争离合，无论外部遭受何等军事打击征服，草原游牧势力不再面临循环起灭的命运，而是随时会在黄金家族的领导下整合起来。所以，明朝面对的草原势力，生命力之顽强远超前代。
《满洲实录·太祖大战马尔墩》
澎湃新闻：除了来自草原的蒙古人之外，明朝还面临来自东北森林地带的女真人的威胁。
李新峰：女真人第一次入主中原是在十二世纪，这个出自东北森林的渔猎民族像凛冽的寒风一般地灭辽侵宋。后来，他们消散在汉地的汪洋大海与蒙古人的无差别征服之下，似乎这只是农牧对抗史的一段插曲。但是，明朝在对抗蒙古人的同时，却对东北森林的潜在威胁忧心忡忡。朱元璋高度重视经营辽东，想方设法吸纳盘踞东北的蒙古-女真混合群体。朱棣不惜重金厚禄，对女真部族广行笼络羁縻，甚至出现了航行至黑龙江口建庙立碑这样匪夷所思的举动。明朝在东北的惨淡经营，并不可能威胁到草原势力，难以收到汉武帝开西域“断匈奴右臂”之类的效果，只是纯粹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对付女真人。所以，与汉唐宋相比，明朝在北方一直要面临两个敌人。国力强盛之时，或可行使一些离间、胁迫之策。但一旦国力衰弱，难免顾此失彼，甚至为应付一方而对另一方委曲求全。这种与北方民族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前历代王朝从未长期面对。
在两个世纪里，明朝以辽东都司为控制东北的桥头堡，对接近蒙古的海西女真、接近朝鲜的建州女真，长期采取分而治之、镇压强宗的政策，将女真人一轮又一轮的崛起，扼杀在萌芽状态。这项残酷的策略如此成功，似乎女真人的威胁并不足以与蒙古人相提并论，朱元璋、朱棣的政策简直有些小题大做了。但是，万历中期日本侵朝，明与朝鲜的武力皆遭重创，此前被此两方钳制的建州女真，突然从原有模式中解脱出来，居然最终灭亡了明朝。作为事后诸葛亮，后人只能说，明朝在东北的投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明朝必须应付两个敌人的严重局面，确是事实。
北宋末年，内政腐朽，武力衰弱，因此女真人以雷霆之势，乘虚而入。万历时期，女真人固然整合为强大的部族国家，但此时的明朝，绝非不堪一击。中原汉地国家的武力强弱，关键不在武器是否精良、风气是否剽悍，而在于国家榨取民力、调动资源的能力高低。在这一点上，明朝比宋朝要野蛮落后得多，从而也强大得多，很难想象一个外来政权可以用军事手段灭亡明朝。北方民族政权在创业阶段，需要迅速的、反复的胜利来支撑，而新兴的女真政权，在关外与明朝相持二十五年，入关后又与各种前仆后继的反抗势力搏斗了近四十年。在此过程中，这个刚刚脱离原始状态的群体，在以小敌大、以一制千的复杂历程中，居然没有因为内部纷争和外部挫折而分崩离析，在其他北方民族史中常见的君位继承危机、汉化危机，居然都一一化解。这样的政治表现，简直像蒙古人的军事表现一般不可思议，而看似不可灭亡的明朝，就要面对这样的敌人。
总之，明朝在北方边界上，面临两大敌人的威胁。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生命力空前顽强。来自森林的渔猎民族，看似可控，却爆发出更可怕的力量。明朝国力雄厚、武力强大，版图一度远迈汉唐，但同时对付这样的两个敌人，也算够苦命的。最终，明朝在顽强的生存斗争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反而丧失了东晋、南宋那样突遭毁灭而重整河山的机会。
专门记述努尔哈赤时期史事的《满洲实录》
澎湃新闻：朱元璋平定南方后，在1367年出兵北伐，不到一年时间就已经攻陷元大都，平定北方。而建国后的数次北征则证明，蒙古军队并没有衰败到不堪一击的程度。那么，1367年北伐进展神速的原因何在？
李新峰：诚如所言，明军建国前后的北伐，战果之大、进程之速，近乎神迹。明朝的建国历程，就算追溯到元末动乱，也只有短短十六年，明军持续壮大、不断获胜的历程，似乎过于平淡无奇。但缺乏戏剧性的历程，正体现了战果之辉煌，北伐战争格外顺利、格外缺乏戏剧性，“进展神速”确是敏锐之见。
泛泛而言，明朝巧妙利用元朝的内部矛盾，制订针对性的天才策略，直接导致了北伐“神迹”。但是，当时元朝的内部纷争，局面扑朔迷离，像朝廷各势力与军阀重组、扩廓帖木儿众叛亲离仍征战得胜，这些突发事件，绝非明朝可以及时得知并预先制订策略。而官方宣称朱元璋制订的策略，与后来战争形势演进严丝合缝，令人难以置信。《明太祖实录》载，进攻张士诚前夕和北伐前夕，都是开会讨论策略，都是常遇春以李逵式的姿态，叫嚷要直取平江、直取大都，都是朱元璋训斥并提出稳重策略，众人欣然接受，大获成功。这更像是官方叙事的“套路”，而非事实。所以，北伐的具体进程，还是应该从形势的即时演变与临战决策的角度去理解、评判。
澎湃新闻：如果让您来做一道选择题的话，那么，究竟是元军打得差呢，还是明军打得好？
李新峰：关于这个问题，不妨具体探讨一下：
第一步。明军集中二十五万人，由江入淮，利用舰船优势，溯运河而上。此时元朝强兵多在西部，明军目标应该就是大都了。但明军至下邳弃船，偏师沿原路北进，徐达率主力向东穿越沂蒙山地，攻取了山东。这应该是出乎元朝意料的。
第二步。明军据山东，向西北威胁大都，但突然利用黄河的掩护，转向西南，横扫汴梁、洛阳，直至潼关。目标似乎为关中，又隔河威胁扩廓，不再进军大都。至此，元朝无法判断明军意图，关中军阀与扩廓帖木儿皆只能徒劳地在内部调整重心，而不敢轻动。
第三步。朱元璋到汴梁与徐达会商后，明军东还集结，在汴梁渡河，沿太行山麓向大都步步推进。明军意图明确，就是正面攻击大都和扩廓。但行至广平，全军突然东转，到临清会合山东守军上船，沿运河兼程北进，仅用七天就抵达通州。明军避开了扩廓来自山西的威胁，而元朝中央政府突然陷入了绝境。
第四步。徐达在通州修筑了三天工事，才进攻大都，而元顺帝已经率众北遁，明军追击无果。在民间故事中，不乏徐达故意放跑元顺帝的段落。这到底是徐达贻误战机？还是明军按既定方针行事？还是过于顺利故格外谨慎？无论如何，这静默的三天，也是元朝想不到的。
第五步。明军在北平，扩廓帖木儿在太原，遥遥相对。徐达南下真定，扩廓帖木儿北上大同，双方互袭，而扩廓半途回师，双方在太原相持，对明军的真正考验降临了。但战事进行得近乎荒唐：明军派出精锐小分队，夜袭扩廓营帐，元军大溃。此前，徐达在北平留下三万人，固守无虞，令放手一搏的扩廓陷入被动，此时，明军以戏剧化的手段，花最小的代价，击破了元军主力。至此，北伐大局已定。
由此可见，明军在北伐中的每一次抉择，都以优势兵力做出意外举动，一步步化优势为胜势，几乎兵不血刃占领了华北。如果回答上面那个选择题，我的答案是：不是元军太无能，而是明军太狡猾。上述五步中，第一步和第三步，有朱元璋参与，而其他临时决策，出自明军统帅徐达。在明初官方叙事里，“徐常”并称，副帅常遇春作为早死的传奇英雄，形象鲜明可爱，主帅徐达则给人老成持重的印象，无甚亮点。但徐达死后，朱元璋亲撰神道碑，其中有一句：“诸将敬若神明。”这种用语，就算刘邦对韩信，也不一定舍得使用吧。清修《明史》看不下去，改成“诸将奉持凛凛”，就空泛了。由此，可以想见徐达的实际作用。徐达接下来在关陕判断失误，导致庆阳鏖战，后来在漠北败绩，永失消灭扩廓的机会，但此前在北伐途中，他环环相扣的高明策略，消泯了决死拼杀的篇章，简直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
将明朝北伐之神速，归因于某个人的战场决策得力，这很不上档次。可是，这个话题的前提，是明朝实力强大、人心所向，而元朝腐朽堕落、内耗严重，所以明朝肯定获胜。在此基础上，来探讨胜利何以来得这么快，这种有点儿“军迷”、 “民科”嫌疑的问题，就不必动用弘大视野和深刻眼光，就让它停留在个人在历史宿命面前能发挥何等作用的层面吧。
魏国公徐达像
澎湃新闻：与汉、唐诸朝信用职业将领不同，明代中后期与宋代类似，习惯于以文官统领军队，如于谦、王阳明、洪承畴等。原因是什么？而宋、明一般被认为是军事上趋于保守退避的，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李新峰：汉唐信用“职业将领”，同时有“出将入相”之说。当时并无明确的文官、武将之分，无论当朝论政，还是统军作战，对官僚的专业素养，没有特别纯粹的要求。宋代以来，随着科举制的推行，文武分途，方可将武将和文官加以对比。
军队中的各级将领，一般是积战功升迁而来，但统率军队者，则并不必限于战将。在决策、统筹层面，文官的知识水平与武将的人生经验，各有千秋。如果文官统领军队，并非异常现象。而文官统领军队，也并不是宋明时期的基本原则。在旧体系崩溃、新体系建设过程中，往往是由武将统领军队的，例如南宋的中兴四将，再如明前期的新旧数代勋贵集团。而在新的国家体制稳定下来之后，科举制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官僚人才，而武将集团的更新换代若无持续的战争胜利，即难以匹敌。所以，文官以基于文化素养的谋略，和对军队的管理控制能力，往往取代武将，成为统率军队的主要成员。
由此，文官统军，与宋明两代保守退避的国策并无直接联系。宋明之外，清朝也是以文臣统兵的，如果说早期的洪承畴还是特例，中期的阿桂、福康安也不是武将，而后期的曾左胡李，更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文官任各级将领、冲锋陷阵战死沙场的也不乏其人，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等等。文官统军的力度，比宋明时代还要极端，我们总不能说清朝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是保守退避的。况且，保守退避背后的事实，可以是消极积弱、以秩序换效率，也可以是扬长避短、以防守对进攻。如果宋朝有前者嫌疑，明朝建防倭卫所、修长城、设边镇乃至江湖上热议的“天子守国门”，则更多地属于后者，几乎不带有负面色彩了。
提问中的三个人，的确是明代文臣处理军务的代表人物。但于谦是朝堂之上的决策者，严格地讲并非军事统帅。正德时期宁王起兵，南赣巡抚王守仁匆匆纠集当地武装，扑灭了叛乱。宁王叛乱蓄谋已久，却一战成擒，可见王守仁统兵之能。不过，这场战争规模偏小，想大也大不起来，而王阳明的军事才能，就算后来在广西，也未得到真正检验。而明末则是辨别文武统兵优劣的绝佳历史现场。时值乱世，武将渐得拥兵自主，最著者如左良玉、祖大寿、吴三桂，能力皆颇为有限，而文臣统兵者如袁崇焕、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则是公认的优秀统帅。特别是洪承畴，明代之时，在近乎无望的陕西，将旷世巨“贼”李自成杀得片甲不留，在松山前线，几乎扭转明清战局，仅因遭受错误催战才功败垂成，而进入清代，两度在满洲勋贵遭遇重挫之际出山经略，大展宏图，先平抚江南，后进军云贵，大大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堪称明清军事史上的“两朝领袖”。如此对比，可知文臣统军，不但不是保守退避的思想作怪，反而是国家不拘文武、按制度选拔甄别最合适人才担当军务的自然结果。
统领军队，并非异常现象。而文官统领军队，也并不是宋明时期的基本原则。在旧体系崩溃、新体系建设过程中，往往是由武将统领军队的，例如南宋的中兴四将，再如明前期的新旧数代勋贵集团。而在新的国家体制稳定下来之后，科举制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官僚人才，而武将集团的更新换代若无持续的战争胜利，即难以匹敌。所以，文官以基于文化素养的谋略，和对军队的管理控制能力，往往取代武将，成为统率军队的主要成员。
澎湃新闻：唐代以府兵制为后人所称颂，宋代主要实行募兵制，而标榜恢复中华的朱元璋却建立了以部分人世代从军为基础的卫所制度，其理论和现实上的根源是什么呢？
李新峰：谈到“某某兵制”，如募兵制，衡量标准是兵役的自由程度。唐代中期至两宋的募兵制相对自由，与此相反的，是征兵制和世兵制，如西汉就实行征兵制，曹魏则实行世兵制，等等。粗略地勾勒一下，可以说，唐初的府兵制，是招募基础上的征兵制，而明代的卫所制，是征召基础上的世兵制。从汉魏到唐初再到两宋，征兵、世兵逐渐让位于募兵，而明代卫所制兼有征兵、世兵色彩，似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现象。但细看起来，明初卫所制又颇具合理性。
明初的制度体系，来源有四。朱元璋设范立制时，曾宣示基本国策：“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以宋朝之典。”汉代辽远，此处主要是修辞，恢复中华的两大学习目标，是唐和宋。在此理论上的根源之外，还有现实上的两项：自然而然的建国前红军传统，与不情愿但非继承不可的元朝制度。
“亦参以宋朝之典”，可以发生在很多领域。但宋朝冗兵积弱，投入巨额人力物力，战绩仍然糟糕。朱元璋在表彰蓝玉北伐时，说过一段语无伦次但观点鲜明的话：“宋窘于辽，将士披坚无措，民疲转运，岁愈多艰，终被元伐，谋臣妄诞，贻笑至今。”而唐代建牙漠北，耀兵西域，武功之盛深得后人崇敬。所以，明初的军事制度，必然学唐，特别是武功最盛、实行府兵制的唐代前期，而不学宋。
早在建国前四年，朱元璋部红军已经糅杂元朝中央与地方兵制、龙凤政权的“宋”制，在行伍之中初创了卫所。元代实行世兵制，北方征服部族与金宋降军之家，自然是世袭军户。红军初创卫所，必然模仿元制，区分户籍，以军户为正军的保障性来源。建国前后，明军不断壮大，前元军户被命令保留原有户籍，出军当差。为加强北边、沿海、西南等地防务，洪武朝廷多次在民间大规模抽籍编伍，即量丁抽取民人，垛集为军。终明之世，充军措施作为仅次于死刑的严厉刑罚，源源不断地为卫所提供军人。
可见，与元代相对自然宽松的世兵制不同，明初，国家以空前高涨的管制社会的能力，通过从征、归附、谪发、抽籍等各渠道，将大量民人强制征召入伍。这些军人在服役的卫所组成卫所军户，在原籍的家庭也因保障这名军额而成为州县军户。永乐初期，卫所军户占全国人户六分之一，加上州县军户，则有四分之一的人户卷入了卫所制，而州县军户往往规模较大且不准分户，实际牵扯进的人口比例，恐尚不止四分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广泛而严格的征召制度。
“法体汉唐”，是在继承元代世兵制、空前强化征兵制的基础上展开的。明初的状况，与府兵制那种招募基础上的征召制，相去甚远，学习余地并不大。“兵将分离”，即平时武官管领军人、战时重新组军命将的防范手段，深得府兵遗意，而与王安石变法以来的将兵法理念不同。不过，临时组军命将，本就是征兵制乃至世兵制的必然措施，明朝不一定刻意为此。朱元璋念念不忘的，是学习府兵制的“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将屯田列为卫所的基本职能，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屯田军人是国家农场的工人，所有军人之家都领取国家颁发的月粮工资，这与平时自家过活、战时自备衣粮的府兵之家，其实差别较大。
总之，明代卫所制，号称复古创新而实承元制，学唐而不学宋事出必然，得府兵遗意较少，而明初独特的国家征召措施则影响深远，大大改变了全社会人口分布与家庭组合。若论明代卫所制的特点，我会在继承世兵、模仿府兵之外，强调空前征兵这个因素。
明代仇英的《倭寇图卷》，描绘了倭寇烧杀掳掠的场景
澎湃新闻：在倭寇的不断侵扰中，明代原有的军事体系乏力以对，甚至出现少数倭寇攻城略地、肆虐千里而地方卫所束手无策的情况。这是否说明，明代的卫所军事体系在中后期已经面临瘫痪，而不得不求助于戚家军之类的募兵手段？
李新峰：“卫所制后来崩溃了”这种观点，可能来自吴晗先生《论明代的军兵》，但具体含义不甚明了。作为军人军户的非管理体系，卫所制沿用至清初。作为地方军事机构，沿海卫所一直行使巡逻瞭望、操练参战的基本职能。它自身的运行并未瘫痪，更未崩溃。明代中期，原有的卫所体系，确不能有效防倭。此时，日本武士浪人的侵略力度加大了，而东南沿海的走私武装与倭寇合流，实成心腹之患，绝非当地卫所武装可以有效对抗。这应该是主因。
募兵，与卫所军事体系并行不悖。卫所拥有城池、屯堡、墩台等设施，固定提供操守军人，制造武器装备，而募兵将选拔作战兵员的范围，从卫所的旗军舍余，扩大到全民。募兵并不排斥来自卫所的人员，也不可能取代卫所的军事功能。戚继光本人就是世袭卫所武官，戚家军里的将领与军伍，出自卫所者也不乏其例。戚继光募兵、练兵、作战，正是在卫所体系的保障、配合下进行的。
问题中提到的少数倭寇肆虐千里，应该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那次著名事件，作为明军之耻载入史册。但实际上这次事件，并没有什么“可耻”的。《筹海图编》的作者郑若曾，记录了全过程：七十二名倭寇，穿越浙江、江西，直犯南京，南京守军阵亡八九百，倭寇未损失一人。郑若曾意识到异常：“猾而有谋，勇而善斗，殆贼中之精选，非常贼也……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周流深入，此其志讵可测耶！”这显然是一支负有高级使命的特种部队，绝非一般军队。它渗透内地，造成普遍恐慌，卫所驻军猝难对抗，实属正常。但后来，明朝的正规军，虽不明敌情，仍在姑苏城外的旖旎水乡，勇敢阻击，并不顾伤亡顽强追杀，全歼这股精锐倭寇。公道地讲，这支明军的战斗力也真是惊人，快赶得上电视剧里的三八六旅独立团了。
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
澎湃新闻：您曾专门撰文讨论土木之变，似乎把这次事件视为明代军事史甚至整个明代历史的转折点，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它对明代历史的影响？
李新峰：明史的分期，因视角不同而各异。土木之变、萨尔浒之战这些关键战役，自然是军事史的转折点。而土木之变，直接导致了军事制度乃至政治格局的剧变，若看做明代历史的转折点之一，也未尝不可。
在此事件中，明蒙之间的攻守态势，突然彻底颠倒过来了。此前八十年，明朝对北方草原持续施压。洪武时期的捕鱼儿海之战，永乐时期的五次亲征，单论战果、进程，可谓农牧对抗史上“农”方最辉煌的篇章。宣德年间，明朝仍有亲征兀良哈之举，而正统年间，草原势力被瓦剌整合起来，明朝无力弹压而余威仍全。土木堡一战，丧师数十万，皇帝被俘，蒙古人兵临城下，明朝一夜之间面临第二次靖康之耻，调动一切力量方才渡过危机。危机过后，无论北方草原如何风云变幻，放弃进攻、专心防守，成为此后二百年明朝的基本国策。
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方式，诚然，明朝的军事力量由强变弱，是一个逐渐发生的必然过程，所以攻守态势的改变也是自然结果，土木之变不过是这种深层潜流的一朵标志性浪花。不过，土木之变的偶然性极大。皇帝亲征自是遵循传统，大军沿边回京也是合理选择，王振不进怀来城而选土木堡扎营，实因宣府东路意外弃守，蒙古军一部占据了明军后路上的水源地，这才有些阴差阳错地导致明军崩溃。正是这种偶然性与突然性，使得军事态势在事后看上去的渐变过程中，发生了剧变，并扯动了其他领域的不自然转变。
土木之变后，明朝的“底线”降低了。朝廷缺钱，遂开纳粟入国子监之例，降低纳粟得义官的标准。朝廷缺人，除在卫所体系中补选操守者，更派遣文官到内地花费巨资，不分军民广募兵员；宣德年间确立各省解额，至此则放开额度，倍取举人乃至进士；各级官员因事授差，遇需则越级提升。对一个直到灭亡也未行捐纳得官政策的王朝而言，“入粟拜爵”已经是很伤自尊的举动了，而扩大兵源、滥开科举、破格升迁，无一不“破坏”各种本来严格规范的体制。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抽取到国防领域，国家因此得安，但全社会的其他所有领域，也不免大伤元气。
当然，土木之变最重要的历史后果，是明朝的文武转变。此后，不但在军事层面确立了以文制武的常态，而且在政治层面，从“国初”的君主独裁、勋贵集团权重的阶段，进入了“正常”的官僚士大夫主政的时代。自正统初年，即建国六七十年左右，文臣逐步进入军队管理、决策高层，乃至统兵出征，但勋贵仍参与中央决策，主持各类军事事务，权位甚高。在建国八十年之际的土木之变中，勋贵集团遭遇灭顶之灾，兵权突然加速转归文臣。而文臣之中涌现了天才的于谦，主持战守进退，几乎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避免了第二次靖康之耻。文臣主政，并不必然有效，试想，若按当时唯一才比于谦的徐有贞建议，明朝南迁避祸，历史进程会如何呢？显然，是于谦的卓越表现，奠定了文臣主政的大局，令全社会适应接受了文武剧变。而为这历史转折提供关键可能性的，还是土木之变。
澎湃新闻：明代把修筑长城作为抵御北边危机的主要手段，通观明代历史，这一浩大的工程是否达到了它的目的？长城的修建对明代的军事技术、策略、能力有何影响？
李新峰：在冷兵器时代，长城是中原王朝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草原军队的优势，在于全体骑马的机动性，中原军队的优势，在于庞大的人力物力。中原王朝以静制动的最有效手段，当然就是充分发挥人力物力优势的万里长城。
长城的功效，不妨归纳为三个层次。高大的墙体与墩台、垛口、烽火台，构成了强固的防御工事，特别有利于弓箭手和火器操作者。城墙漫长，进攻者可以选择一点突破，则墙体本身提供了横向联系通道，人员、物资、信息得以增强在山区、荒漠中的机动性，实行重点防御。就算长城仍被突破，大队劫掠者要退出塞外，需要控制原突破口或者再攻一次长城，而这时中原军队有较充足的时间依托长城集结，草原军队可能面临会战甚至决战的不利境地。所以，长城在大中小三层次上，皆令草原军队无法自主选择作战的时间和地点，大大限制了其机动性这项最核心的优势。
明代的长城，固然不如《冰与火之歌》里那样雄伟决绝，但绵延万里、扬威百年，足与秦汉长城相提并论。长城是否达到军事目的，关键在于扬长避短的效果。论扬长，明朝榨取民力的国家综合能力，前期不在秦汉之下，中后期亦强于唐宋。论避短，明朝因无西北领土，马匹匮乏，境况仅优于北宋。综合而言，明代简直是最适合修筑长城的王朝了。不过，明代长城的分布，远在秦汉长城以南，这或被指为缺乏进取精神。其实，南北差别，在于长城是否圈入漠南草原地带，明长城分布在漠南草原南缘，严格依托农业地区，在技术方面或许是更合理的选择。另外，秦汉与明的气候差异，也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总之，谈论明长城时，似不必过于重视劳民伤财、被动挨打、保守退缩这些陈词滥调——在这么严肃的问题上，古人不太可能是大傻瓜。明代的边墙，并非领袖头脑发热的产物，也非“国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而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经过中央政府与各地军事长官的公开讨论、反复试验后，逐渐推广的策略。
至于长城对军事技术、策略、能力的影响，我对此缺乏专业知识。嘉靖以后，明朝习惯将北方边境依托长城的体系，分为九个边镇，即东五西四、或外七内二的九边，每个边镇内又按边墙分为三四路，总兵、副总兵、参将等各领营兵，分巡防守。不过，这种结构固然对应着各段边墙，却不能说是长城导致的：哪个边镇体系不是大小联比、画区而守呢？长城与守城火器相得益彰，但在明初没有修筑长城时，明军就很依赖火器了。至于长城是纵容了明军的惰性、进一步降低了对机动性的追求，还是培养了明军坚守城池、协同作战的能力，抑或另有可关注的视角，就更非我这个伪军事爱好者所可置喙了。
明代辽东边界图
澎湃新闻：与辽东后金的长期对峙与消耗是明代灭亡的直接诱因，能否请您从军事成败的角度谈谈明金双方成败之处？
李新峰：要配合这个问题，得站在国家的高度，认真代入领袖、决策者角色。对一个有点独立人格诉求的人来说，这将是一次有点尴尬的体验，姑妄言之。明军最大的困境，莫过于两线作战。两线分兵，违背集中优势兵力的基本原则，更因形势多变而失去了战守进退的主动性。在萨尔浒之战后的七八年中，明军尚可专心应付辽东战争，局势不利，但当时袁崇焕还敢发出复辽的豪言。崇祯皇帝打倒魏忠贤，励精图治，君臣共济，辽事有望。但明朝抽调陕北在内的边兵增援辽东时，大起义也爆发了，后来明朝甚至从辽东前线调“关宁铁骑”与义军作战。洪、孙击败李自成后，理应留在陕豫各地善后弹压，但东事紧急，只好兼程“勤王”，而李、张趁明朝强兵在外，一呼而再起。面对这样的局面，任何一个王朝也穷于应付了。陕北大起义固然有大气候小气候各种背景因素，但其“时机”与东事呼应，对明朝相当不幸。
明朝强盛时，经营辽东以控制东北，但满洲兴起后，辽东又为满洲所用，可谓成也辽东、败也辽东。从洪武四年开始，明朝投入重兵屯守，将它建设为进取东北、分割蒙古与女真、控扼朝鲜的桥头堡。但是，辽东都司全境偏在明朝疆域东北角，以辽西走廊与直隶地区相连，或以海路通山东，与内地的联系其实较为困难。特别是辽河以东地区，被辽河下游的沼泽区与辽西隔开，一旦攻守易位，支援难继，明朝只能眼看辽河对岸辛苦京营两百年的卫所、城堡、屯田、物资，迅速沦于敌手。敌踞辽河，辽西顿失形胜，遂全盘崩溃。可以说，辽东孤悬敌境，偏僻难守，给新兴的满洲提供了进攻中原的跳板。
失辽东后，明朝依托山海关，死守狭窄辽西走廊，令满洲无可奈何，形势一时稳定。不过，这个形势利于固守，却难以转化为对满洲的包围进攻。北方的蒙古各部，虽经俺答封贡，但分布偏西的大汗直属部落，与明朝关系并不密切，难结同盟。明朝的海上力量，自倭寇为害后一直不振，在朝鲜战争中也表现不佳，长于沿海运输而短于登陆作战。明朝的忠实盟友朝鲜，在抗倭战争中严重受伤，自顾不暇。这些满洲周边的力量，都不能为明朝所用。而满洲一旦压服了察哈尔部，占领当时东亚的枢纽地带大宁地区，就从容绕道入关，残破华北，令明朝陷入绝对的被动局面。
上述宏观地理形势，在双方旗鼓相当时，都对满洲有利、对明朝不利。至于明朝在具体决策中的败笔，相关资料太多，我的了解过于肤浅。不过，军事形势瞬息万变，除了皮岛处置失当最终引发孔友德叛乱投敌、松山催战转有利的消耗相持局面为决战等少数一目了然的大错误，大多数结局不好的抉择，在事先完全可能是合理选择，不能纯以成败论正误。
澎湃新闻：如果没有陕西的旱灾和农民起义，明朝在与后金的对峙中是否还有一线胜机？
李新峰：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若简单计算得失，当然如此。不过，这假设不一定公平：此前明朝维持了二百多年，完全可能已经多次经受命运的眷顾，方才不亡。因此，“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话绝对正确，可以不假思索地接受。但是，除此之外，通过假设来比较各种可能性，也是总结历史教训、以史为鉴的途径之一。历史是不重复的，但相似的场景还是可以为基本认识提供借鉴。不同时的场景过程，就像同时不同地的场景过程，应该都具备可借鉴性吧。所以，历史不能假设，但想想也没关系嘛，不要吓得我们连想一下都要自责。
只是，如果没有陕北旱灾起义，明朝真的就有胜机了吗？如果明朝全力投入，自然变强，但是，如果没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艰苦经历，就不一定有那么多在内战中锤炼出来的精兵强将了。明朝也不一定会像两线作战那样全力投入、超负荷运转，因为，谁能想到那个可怕的结局呢？再说，满洲团结坚韧、武力高超，就算明军投入全力，例如再假设李自成死在潼关了，或者松山援锦成功了，是否就能复辽灭清呢？毕竟，当形势缓解甚至逆转时，明军自己的问题也会暴露出来，诸如社会疲敝不堪、军队元气已伤、政治活力凋敝等等，能否维持局面乃至获胜，实难预料。
当然了，在陕西旱灾起义和辽东战事并存的事实前提下，也不妨做一点微小的假设分析。明朝没有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或反过来的政策，最终亡于两线作战。在这两者之中，如果明朝灵活退让、专心一端，结局会如何呢？明朝在这两者之间，艰难取舍，政策稍异。以其死硬地讲究原则大义的政治性格，明朝认识到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多次招抚义军、养虎遗患，而断不肯与外敌签订澶渊之盟那样的和约，即使策略性地获得喘息机会，亦不可接受。但是，那冰冷的结局告诉后人，明朝几乎必然地犯下了最严重的历史错误：剿“匪”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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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北大历史学系教授李新峰谈明代军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