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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简史》自出版以来红遍全球。作者赫拉利借用当代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强调：人类的行为，是由其生物属性所决定的，并不断与其创造的文化发生冲突。同时，赫拉利又不断对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发出先知般的评价和语言，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哲学思考。本书的生物学决定论，与作者对历史的道德解读之间，产生了强烈的逻辑冲突，削弱了本书的思想力度。
本书大量借鉴戴蒙德1997年《枪炮、病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以下简称《枪炮》）中的原创观点，进行了缩写。两书许多论题重复。鉴于题材和观点的近似度，对《简史》的评价，须与《枪炮》一书相参照。
（一）“认知革命”概念的随意性
本书将人类历史概括为认知革命、农业革命、科学革命三个阶段。
英文中“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原指二战后心理学围绕认知行为的方法论革命。赫拉利重新定义“认知革命”概念，似乎是为了和之后的两次“革命”统一起来，造成“不断革命”的感觉。按赫拉利的说法，七万年前产生了语言和想象，让人类处理并传播大量信息，虚构不存在的事物。可是，史前人类只留下了骨骸和遗迹，难以追溯他们的思维世界；我们如何得知这些都是七万年前开始的？这个推断也与其他研究不符。据戴蒙德在《枪炮》中的综述，人类思维和语言的进化，并非突变，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四万年前开始，人类物质文化开始突飞猛进，逐渐发明了弓箭、针线、衣服、舟船、器皿，延续至数千年前。戴蒙德称之为“大跃进”。赫拉利似乎受此启发，但将这场“革命”推至七万年前。且不论年代如何确定，读者不禁要问：七万年前逐渐开始的变化，在此后数万年中不断被各种发明所丰富，如此漫长的历史过程，还能称作“革命”吗？
与《枪炮》一样，《简史》认为：人类在过去十几万年迁徙到全球的过程中，造成了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其他物种的迅速消失。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东亚直立人，以及印尼岛上的小矮人——这些智人的近亲，都在智人到来后因生存竞争而灭绝。同时灭绝的还有非洲之外各大洲的巨型动物——这也是《枪炮》的主题之一。
尽管人类的出现是生态的灾难，但是赫拉利认为，在采集狩猎阶段，人类生活得和谐幸福：他们几天才出去打一次猎；营养均衡，没事八八卦，不受传染病侵扰。一幅美好的伊甸园图景！
（二）农业革命与反文明
第二部分农业革命的故事是：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发现了可以驯化的作物，开始定居生活。《简史》基本借鉴了《枪炮》中关于农业起源的假设和判断，没有太多创新。但是，《枪炮》中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不同地区农业起源的讨论消失了。在赫拉利的叙述中，我们不知道农业为何只在某些地方出现，如何传播，为何某些地区不曾发明农业。缺少了对地理生态环境的讨论，农业的发生在《简史》中成了一个谜。
不过，《简史》基本继承了《枪炮》对农业的历史评价：
第一，农业刺激了人口的急速增长，却没有增进人类的幸福，也没有增加个人的知识。农业让人类生活变得痛苦。人类的身体，在之前十几万年中，进化出了最适合采集狩猎生活的体质，更适于长期行走并奔跑，追踪动物，更适于攀爬树木岩石，采集果实。但农业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们被迫终日在田里弯腰劳作，造成了多种身体病痛。
第二，在漫长的采集狩猎阶段，人类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在农业产生以后，人类的食物来源变得过分单一，只依赖一两种谷物，损害了健康。
第三：被驯化了动物将细菌和疾病传染给人类。同时，定居人口密集居住，增加了传染病爆发的几率。欧亚大陆的人类，用数千年时间，进化出了一定免疫能力，发明了免疫方法。但是，新大陆的人类没有这种优势。这在地理大发现之后，造成了大量土著人口的死亡。这里，《简史》基本照抄了《枪炮》一书，只是进行了缩写。但是忽略了《枪炮》中对地理生态环境因素的强调。《枪炮》认为：新大陆缺乏可驯化的大型动物，土著不能在与家畜的接近中产生抗体，这是后来大量本土人口死亡的终极原因。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此论题在《简史》中完全缺席。
赫拉利认为，农业不仅让人类痛苦，也让被驯化的动物跟人类一起受罪。家畜从此不能在野外奔跑、自由的交配；忍受食物的缺乏、圈栏的狭小，和人类的宰割。可是，驯化的过程也意味着基因的改造；所以，家畜是否能感受到野生动物初次被驯服的痛苦，并不得而知。另外，按照《枪炮》的看法，牛羊马被人类驯化，造成了这些物种的胜利，未必是物种的灾难。
总之，农业革命是人类为自己挖的一个大坑。看起来是人类驯服小麦，其实是人被小麦驯服；人成了农作物的奴隶，成天伺候农作物，因为担忧天灾人祸而饱受精神折磨。单一的食物让人营养不均衡，终日的劳作带来腰椎颈椎的病痛，被驯化的动物带来各种传染病——从此，虽然文明在发展、人口在增长，个人的幸福却下降了。人类成为了文明的奴隶。
这不是什么新的历史观念。从庄子到卢梭，从马克思到弗洛伊德，古今中外，批判文明损害人类幸福的哲学思辨，一直络绎不绝。我国前秦的老庄道家对人类文明有类似的批判。庄子描绘不曾为文明玷污的理想生活：“民居不知所为，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庄子·马蹄》）这几乎就是赫拉利笔下在树下乘凉、聊着八卦，整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采集狩猎者。
不过，与庄子不同的是，赫拉利所发现的人的“自然”属性，有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依据：人类有长达二十万年采集狩猎的进化史，可农业文明产生至今不过一万年，所以我们的身体和基因，还没有进化到足以适应现代文明的程度。为采集狩猎打造的身体，在农田、工厂、办公室里，出现了各种病痛、肥胖、精神压抑。文明来得太快，进化走得太慢。
（三）科学革命与人文主义的消退
在“人类的统一”和“科学革命”两部分中，赫拉利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的“想象”：“想象”是谈论不存在的东西的能力。货币、帝国、资本、宗教、法律、公司、政府、民族、道德，科学等等，都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只存在于主观世界中。作者特别对人文主义进行了批判。
欧洲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造就了“大写的人”的观念；中世纪的神权被推翻，人获得了上帝一样的神圣性。“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人类福利的进步，知识的积累，平等的实现，自由的拓展，都被视作“进步”的象征。
上述人文主义史观在《简史》中遭到了激烈的批驳。宗教、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社会主义、进步等理念，被赫拉利一视同仁当作“想象”，没有区别。他声称：《独立宣言》里关于人类平等的理念，未必比《汉莫拉比法典》中人生来不平等的说法更加靠谱。他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法进行价值判断的自然过程，无所谓进步倒退——因为价值本身，是一种虚构。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可以从生物学、分子化学、脑科学的角度进行解构和理解。人，毫无神圣之处。
再一次，赫拉利回到了道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观念。生物学只能证明人被生物本能驱动，无法解释人文主义观念的“想象”。可是，这想象又是哪里来的呢，人类为何要进行这样的“想象”呢？这些“想象”对历史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不同的想象又导致了什么不同的结果呢？《简史》对此没有提供答案。这让这部“科学”报告缺乏解释力度，看起来只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历史巧合的流水帐。
（四）生物决定论与文化价值的冲突
这正是本书的缺陷所在。
赫拉利认为：“所有我们可以称为‘不自然’的人类行为，都是由于人类的文化规则，而不是由于其生物性。”他声称：“研究生物体的科学家……越来越发现人类的行为是由荷尔蒙、基因、和脑神经元突触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由意志决定的。”“自由人文主义和生命科学的最新发现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我们不能再忽视这种鸿沟了。”就是说，人权、自由、平等、公正、国家这些概念，都是与最新的“科学”发现相冲突的，都是人们“想象出的秩序（imaginary orders）”。只有人的生物性，才是人真正的自然属性，才不是“想象”。“自然”被简化成了一种纯粹的生物性。
然而，如果历史只是基因自我复制的“自然”过程，那么对其好坏对错的评价，都显得荒谬了。赫拉利本可坚持如此立论，让本书逻辑自洽。但是，他在推翻人文主义圣像的同时，却不断对人类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当赫拉利担忧人类未来、批评对环境的破坏、谴责历史上的暴行（比如宗教战争）、同情弱小动物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回到他所批判的人文主义假设中，与他主张的生物决定论矛盾起来。
赫拉利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毁灭了多少物种，我们可能会有动力去保护那些幸存的物种”，“现代工业化的农业，可能是历史最大的犯罪”。可是，如果人类互相的伤害和对其他物种的毁灭，只是被基因推动的生物属性，如何谈得上好坏呢？
同样，一旦提到动物权利，赫拉利的“科学”价值相对论，就会突然消失。他愤慨于人类把鸡终生关在小笼子里，在传送带上用机器杀死，让猪生活在自己的粪便中，对牛羊任意宰割。可是：如果从纯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残忍”行径无非出于人类复制基因的本能，与草原上捕杀斑马的狮子一样，纯属“自然”过程，有什么好指摘的呢？
当赫拉利告诫“人所不欲，勿施于鸡”的时候，他悄悄回到了他所批判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这是因为，没有人文主义观念，我们很难对历史现象和人类行为做出批评。如果从物种的生物属性和本能出发，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土著的灭绝，就像人类灭绝传送带上发育不良的小鸡一样，只是生物学的“自然”现象而已，没什么两样。但是，赫拉利又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
在本书结尾，赫拉利提醒人们，如果智人不负责任地追求私利，科技的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这种心灵鸡汤式的警告，和他之前对人类自由意志的否定，再次发生逻辑冲突。就在几章之前，他还宣称：“研究生物体的科学家……越来越发现人类的行为是由荷尔蒙、基因、和脑神经元突触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由意志决定的。”如果人只是其生物性的奴隶，在基因的牢笼中无法自拔，那么这个物种的毁灭，只是咎由自取。如果“自由意志”是虚妄的想象，如果我们永远不能做出选择改变自身命运，那么赫拉利的警告不是对牛弹琴吗？
（五）人文主义废墟上的自然之人？
《人类简史》因为其“简”而成功，也因为其“简”而失败。复杂的人类学和历史问题，被过于简约地概括，导致不严谨的结论。几个例子：
赫拉利认为原始采集狩猎者生活在黄金年代。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聊八卦，谈恋爱，和平、悠闲、自在；他们营养均衡，不受传染病侵扰，长寿而快乐。但是，近年来人类学研究发现，采集狩猎者的生活方式受到所在地理生态环境的强烈影响，相互间有着极大的差异。在环境恶劣、食物短缺的地方，生活可能极为艰苦（William L. Balée.Advances in Historical Ecology. 2002) 。采集狩猎人群之间争夺资源的暴力冲突，比以前认为的要更加残酷频繁。“和平的采集狩猎者是个神话”。“史前时代的人类战争是普遍、持久、致命的”(Mark W. Allen.Violence and Warfare among Hunter-Gatherers. 2015)。原始人群的生活，绝非如赫拉利“想象”中一般浪漫而温馨。
《简史》虽然大量借鉴了《枪炮》一书中的原创论点，却抛弃了《枪炮》中对人类发展不平衡的复杂论证；《简史》忽略地理环境，生态气候等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也绝不讨论个人或者人类群体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反应。我们看不到环境，文化，习俗，经济制度导致的人类行为差异；看不到气候、生态、疾病、灾害、经济规律、政治组织、文化传统、个人决定对历史的任何影响。这让《简史》缺乏对历史发展深层原因的解释。
本书最大的缺陷，是生物决定论和人对自我命运把握之间的逻辑矛盾。赫拉利认为，科学的“新发现”摧毁了人文主义的正当性，让人从神圣的位置上跌落，降格成了和其他物种一样的动物；人被基因、荷尔蒙、和脑神经元驱动，以机械的、纯粹生物学的方式存活。他的文化成果只是“想象”，他创造的历史是一个圈套，他的未来，是走向科技的牢笼，变成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Cyborgs——迈向自我毁灭。
《汉莫拉比法典》
奴隶的解放，法律面前的平等，女性的投票权，工作和教育机会的均等这些历史事件，不再有进步的价值。援助饥饿的非洲儿童和屠杀美洲的印第安人之间，界限模糊。林肯废除奴隶制与宣扬君权神授的《汉莫拉比法典》之间，也无所谓好坏；人文主义废墟上的“自然”之人，茫然四顾，发现历史只是由“荷尔蒙、基因、和脑神经元突触”推动的冰冷生存故事，无法评价，没有意义。
这幅阴冷图景中所缺乏的，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以文化来改造自身的能力。如果我们只是基因的囚徒，生物性的奴隶，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自我毁灭的命运？生物决定论无法回答赫拉利提出的问题——只有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怀，对人的价值和目的的探讨，才能让我们评价科学的发现，赋予数据以意义，走出基因的牢笼。
为了回应赫拉利对人类未来的警告，我们需要一种被他否定的东西。人类的文化价值确实是“想象”；但各种“想象”之间的竞争，绝非混乱而无意义，而是有关人类命运的重大抉择。有些“想象”比其他的“想象”要更加合理。正如和平比战争美好，公平比腐败合理，善良比自私珍贵，平等比压迫更值得渴望。正如人们天然地更愿意成为《人权宣言》中描述的自由公民，而不是《汉莫拉比法典》中被合法奴役的奴隶。
因为，促进人类整体的幸福，是一件最必要的人文主义“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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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人类简史》为何是一部糟糕的历史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