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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流吾最爱
作者:万辉华
夏衍眼里的中共领导
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一天,夏衍身穿黄色的军服,腰挎短枪,只身来到街巷曲折的家中,妻儿和邻居都很吃惊,这么一个军人怎么进入了百姓家。因为,当时军队规定不能打扰老百姓。此事,很快就被人报告到了陈毅市长耳边。组织上马上为夏衍配了警卫员,安排了小汽车,他要出行,必须有警卫跟着。夏衍当时很不习惯,他老在白区搞地下党的活动,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如今新社会也有自己的“规矩,”他只能适应与习惯。他在昔日的朋友面前,仍然没有一个架式,他还是见到赵丹这样的老友习惯地开玩笑,事后,也有人提醒他,不能这样随随便便,他毕竟是一个党的高干,组织上按他的党龄和革命资历认定他是一个“兵团级”的干部。夏衍于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在上海从事党的左翼文艺事业的领导工作,后来在上海、广州、桂林、重庆、香港等白区和沦陷区,办了12年的报纸,他老把自己当成一个媒体人,一个写剧本、时评、翻译的杂家,但是党组织却需要他这个宣传、统战的负责人,广交四方朋友,包括国民党右翼在内的人士,这是周恩来、潘汉年、李克农等人常常交给他的任务,他也有许多机会,能接触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在他的笔下,这些人栩栩如生,真实地凸现出他们的精神风貌,与人格魅力。他与瞿秋白在上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令他记忆犹新。1931年夏天,在上海福熙路的一间弄堂房子的楼上,召开“文委”扩大会议。才被王明从中央政治局挤出的瞿秋白,被安排到上海领导左翼文艺战线。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打他一进会场,就让夏衍眼前一亮。咦,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与大脑里过去读过的许多政论文章,那种咤叱风云的政治家的形象不符。这次会议,主要是大家向他汇报各联盟的工作,他对不了解的问题,问得很详细,谈到一个他不知道的人名,他就用铅笔记在纸上。瞿秋白同志大概读了许多“左联”的书刊,所以当戏剧家田汉谈到戏剧工作的时候,他还对田汉的那篇七八万字的自我批评提了一些意见。夏衍还走神,瞿秋白同志尽管受到极左路线的排齐和打击,可是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抑郁的表情。瞿秋白同志也是会做统战工作,他经常主动联系鲁迅,取得了鲁迅的支持,使得“左联”的工作,在鲁迅这面旗帜的鼓动下,开展得有声有色。他在上海解放前后,与陈毅同志共事过一段时间,对于陈老总给他的帮助,启发和关爱,可谓刻骨铭心。陈老总的形象,在他晚年的《懒寻旧梦记》里多次出现。上海刚解放,有一次陈毅市长请刘伯承同志在他家里吃饭,潘汉年和夏衍都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大将军都在愁穷。陈毅同志家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花。刘帅则说,他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就只能放弃买的念头。陈毅同志风趣地说,老潘(汉年)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的父亲是香港巨富),夏衍则有版税和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两袖清风。陈毅、刘伯承两位老总说的都是实情。夏衍是相信的,他们不同于国民党的军阀将领的地方,也正在于“两袖清风”。夏衍的回忆录里,还写了一件陈毅同志令他难忘之事。某年初冬,为了一件难办的事向陈总请示,他详细地指点了处理方法之后,忽然若有所感地笑着对夏衍说,“你别看我是武人,我还是粗中有细的。”办事要有锐气,同时也要有一点耐心。在复杂的环境中,你要记住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陈毅同志虽然是一个儒将,做人大大咧咧,风趣幽默,没有什么架子。但是也是一个很仗义敢担当的领导。当电影《武训传》惹了祸,引起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时,陈毅同志为孙瑜、赵丹这些人担责,自己揽责地说,当初审片时,自己也看了,没有看出什么问题,自己也有责任。对上海市委的人打招呼,不要追究导演、演员的责任了。正因为陈毅同志的保护,身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夏衍,没有因《武训传》这一事件要受株连。他打心里敬佩陈毅的为人。
作者简介
万辉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湖南诗歌学会会员, 岳阳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岳阳晚报副总编辑。在《文艺报》《大家》《作品与争鸣》等中央省级报刊发表散文、随笔、文学评论200多篇,出版《书生情怀》《心灵一片风景》《四月物象》文学作品集三部,作品多次曾获湖南省作协、湖南省记协奖。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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