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穷人还是做富翁，是天注定，还是靠双手？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从2009年开始，香港电台制作了《穷富翁大作战》真人秀节目，邀请香港富商名流体验贫困生活，看他们是否能利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来改变穷困的境遇。
录制前，富人们信誓旦旦：即使身处底层，也一样能生存得很体面。
然而，剧情的发展远出乎他们的意料。
1.社会在严厉惩罚读不成书的人
一次，节目组请来了香港富商田北辰。
田北辰出生名门，坐拥一个庞大的服装帝国，在全球有700多家分店，在香港可谓无人不识。
作为在商界呼风唤雨的绝对强者，田北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受益者，也是它的忠实拥趸。他相信，自由市场向所有人敞开，为所有人提供同等的机会。
带着这样的信念，田北辰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身为穷人的体验。
节目组安排他做扫街清洁工，时薪二十五元。
这是一项完全意义上的厌恶型工作——垃圾腐烂、馊水横流、气味恶心不说，竟然还有孩子在垃圾桶里大便。
作业繁重，环境恶劣，不一会儿，田北辰就筋疲力尽，腰酸背痛，头昏脑涨。
平时上街，左拥右护，风光无限。但现在，三尺之内没人靠近。他还得小心翼翼地避过众多嫌弃的眼光。
工作得那么辛苦，也是为了糊口。而食物的选择范围非常有限。
参照其他环卫工的消费标准，田北辰一天的生活费约五十元，除去交通费，留给吃饭的，平均每餐不能超过十五元。但街上的快餐基本二十元起价，这意味着，他只能吃超市里最便宜的速食便当。
好不容易干足九小时，田北辰收工下班。但其他同事的工作远未结束。为了多挣点钱，很多人早班晚班一起上，每天工作长达17个小时。
这样下来，每月的总收入能有八九千元，不过相对于香港高企的房价，这实在是杯水车薪。
同事们超负荷超强度的劳动，让田北辰震撼不已。疲惫不堪的他，只想快点回去睡觉。节目组为他安排了一个十五尺的“豪华”笼屋，以体验香港近十万基层市民的笼屋板间房生活。
所谓笼屋，其实就是封闭起来的一张单人床的空间。因为环境相对干净，房租近1300元。
这些让田北辰大开眼界的景象和精疲力竭的体验，却是很多香港穷人生活的日常。尽管只是几天暂时的“角色扮演”，但是在劳动的损耗下，田北辰发现自己变了，变得胸无大志、鼠目寸光、不思进取，只想着如何解决一日三餐。
从前，看到街道干净、市容整洁，田北辰觉得这理所当然，没什么大不了；而亲身体验后才知道，最简单的工作也需要专业的、可敬的付出。而对于环卫工们如此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劳动，社会的回报竟是这样不可思议地低廉和微薄——“这个社会在极其严厉地惩罚读不成书的人”。
对于昔日笃信的“万能的自由市场”，田北辰有了新的反思。
2.低学历青年的挣扎求生
在香港，年轻人群体的贫困，也是个突出的问题。第二季节目中，出身显贵、年轻有成的Brandon就体验了一把“低学历、低收入的80后如何挣扎求生”。
（Brandon发现低学历的年轻人很难找工作）
因为“学历低”，一时找不到工作，节目组安排Brandon去奶茶店打工。
奶茶店生意繁忙，大半天下来，Brandon体力不支，头晕目眩，只能提早收工。除了身体不适外，他内心也有点“丧”。
继奶茶店后，Brandon又体验了一份速递员的工作。背着足足十公斤重的信件袋，在不同的写字楼之间穿梭往返，累到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同样是紧锣密鼓的节奏，同样是不敢懈怠的加速前进，同样是无止尽的重复、再重复，同样难以看到向上的希望。
所做的一切努力，皆是为了生计和收入。但每月所挣不过五六千元，除去生活开销后，所剩无几。
很多年轻人想要寻求突破。Brandon寄住的家庭里，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一直在准备副学士的考试，希望能进大学升造。
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读副学士，两年学费就要9万元；就算读完，也不一定能顺利升入大学。加上每天还要打工挣钱，读书时间少之又少。
Brandon还去探访了一个住板间房的小伙子。小伙子做零工，收入不稳定，但他从未放弃过努力。
Brandon感叹，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努力打拼，努力向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自己的阶层停留太久。但是，他们很难找到一份能不断自我提升的工作，也没有更多的资源与空间来自我增值，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处境，实现阶层跃迁。
来节目之前，Brandon踌躇满志，成竹在胸；离开时，他步伐沉重，面色黯淡。对他而言，或许这是一次失败的实验。在这个既定的角色和游戏规则里，他能做的，非常有限。
3.结构性贫困
几乎所有参加节目的富人，都会有类似的戏剧性的心态起伏。不管之前多么地自信阳光，威风潇洒，一旦上交钱包，完全置身于穷人的身份和境遇时，个个变得焦虑、紧张、目光短浅、自卑绝望，找不到出口，随时会崩溃。
（节目第二季 富人Bruce体验露宿者生活）
富人们不约而同地相信：经济的匮乏、无尽的奔波、生活的重担、对未来的恐惧和不安，将穷人们死死地束缚在现在的位置上，让他们无暇思考自身的境遇，只能像一个陀螺一样，为了生计机械地旋转，在鸡飞狗跳的日常里麻木地煎熬。
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承认：这样的贫困，不再是个体的意愿和能力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性问题。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惠及到所有人，反而让一部分人成为了牺牲品。
换句话说，穷人并不是自愿受穷，而是在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的逼迫下，不得不穷。
（节目里，富人Bruce和露宿者在交谈）
从80年代起，香港经济结构经历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到知识经济的巨大转型。大量制造业外迁，就业机会减少。大部分知识技能落后的人不得不从事粗重的体力劳动。而体力劳动又处于经济链条的下端，整体工资水平被人为地压低。所以穷人们拼命工作却依然收入微薄。
而低收入又进一步剥夺了穷人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使他们无法与他人公平竞争，无法争取自己应得的就业机会，也就难以脱离贫困的世代捆绑。
（《穷富翁大作战》里采访田北辰）
以前富人们相信，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资源得以优化配置，每个人都能进行理性选择，各取所需。而贫困作为自由市场竞争下的必然产物，尽管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了提升整体的效率，也是一种值得付出的社会成本。
但现在看来，这一成本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大到让他们都难以忍受的地步。
如何化解结构性的贫困？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一书中给出过药方：
发挥收入再分配和社会政策的调节作用，扩大教育、医疗、住房、社会福利等社会支出规模，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来遏制贫富悬殊。
然而，为了保持自由竞争的优势，香港政府长期奉行“不干预主义”，坚持“低税制、低福利、高发展”的发展道路，防止过高的福利水平影响经济发展和香港竞争力，造成“自由胜于平等，效率优先公平”，虽然有了如今的繁荣，但也让社会陷入了越来越深的贫困——每5个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个穷人（2017年数据）。
（节目中田北辰的采访）
贫困作为一种社会之恶，不仅剥夺穷人应有的物质分配，也剥夺了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尊严。
近年来，香港政府已经有所反思，逐步加大了公共服务支出，并设立一些发展性项目，以提高贫困人口的职业技能和谋生能力。
但要消除贫困，依然任重而道远，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面对谋生不易、生计艰难却依然自强不息的穷困群体，我们理应心怀最大的恭敬、真诚和责任感。
真人秀节目结束后，很多参与体验的富人表示，他们对穷人有了更多的同理心。还有一些人付诸行动，用自己的能力来改善穷人的处境。
第一季节目中，香港科技业巨子黄岳永，曾变身为住板间房的清洁工，深刻体验了穷人的艰辛和无奈。
节目播出后半年，他从商场上退下火线，同一间社会福利机构合作，利用他在资讯科技的网络和背景，为二百个基层儿童，提供廉价的电脑及网络服务，并找来大学生在课余时辅导他们。
黄岳永说，重要的不是给孩子们电脑或钱，而是给予他们希望，“让他们感受到外界的关怀，知道大学是什么样子的，相信人还是要努力，让自己梦想成真”。
（《穷富翁大作战》里采访黄岳永）
（文：徐媛）
参考资料：
《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香港的经验与教训》，作者：刘敏。
《“密友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社会冲突：当今中国的贫困和暴力》，作者：徐贲。
香港富人“变形计”：我们对贫穷知之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