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水北村的正中央有一座庙院，许多年来我都不知道它的准确名称。村里人把它叫做大庙，它就成大庙了。水北村庙多，仅村中就有关帝庙、祖师庙、吕祖庙、禹王庙、东庵庙（会真观）从西向东，镶嵌在一公里多长的村落里，大庙便是其中之一。我曾以为，大庙是因为庙院之大才被人如此叫开的，但据准确测算，它并非村中庙之最大者。吕祖庙占地面积1272.09平方米，而大庙却只有1096.05平方米。
实际上，大庙还有文庙、圣庙、集贤院、三教庙之称，它们更雅致，却只是镌刻在庙院的碑文上，从来都没有被真正叫响过，仿佛那是藏得很深的机密。例如，院中有大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立的一块石碑，碑文记载：“濩泽东二十里许有聚曰水北，即战国韩营、宋元招贤里也，其中社先民创三教祠，始建于唐元和癸巳年。”（《重修三教庙碑记》）癸巳年是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两年之后，白居易左迁九江郡司马，遂有传世名作《琵琶行》面世。这就是说，早在白居易那个时代，水北村的三教庙就建起来了。而所谓三教，即儒、道、释三教之谓也。
大庙既然是庙，也就有着一切庙院必不可少的建筑。正中间从南向北，山门上有舞楼，然后是拜殿和正殿，庙院的两侧对称地建着妆楼、看楼、厢房和耳殿等。这是对庙院建筑的命名，而在许多年里，我既不知道这些房子的功用，也叫不出它们的名称。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大庙不是庙，而是我童年少年的求学之地；那些楼或殿既无神像，也没有任何香火气息，而是成了学校的教室和教师的办公用房。据说，大庙是从1952年成为学校的教学场地的，我父亲就在这里读过高小，他们这代人很可能是从中受益的最早的学子。而到我入学时，它已是集小学、初中(甚至高中）为一体的“水北五七学校”了。
从1969年开始，我便是在这所学校度过的。我在楼上楼下、左右厢房、前院后院转了一圈，七十年代也就所剩无几了。
然而，自从离开这所学校，我似乎就再也没有走进过。在后来回家的日子里，我曾无数次沿着紧挨学校的庙圪洞（胡同）走向正街，想温习一下那所学校的模样，但庙门总是挂着一把大锁。大概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村里因建起新的校园，大庙也就人去楼空，似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但它依然不是庙，而是成了一座废弃的园子。偶尔，也会有人进驻庙院，在那里起火做饭，遮风避雨，像是一个看庙的和尚。大约十年前，我就听说一位不算太老的老人过年期间死在了庙里，而他原本住在赵家圪洞，恰好是我家邻居。
那时候，我便想起当年流传在赵家圪洞的一段顺口溜了：“山红圪眨眼儿，狗孩爱下线儿，妖精拿起斧，砍了田喜的小圪脑儿。”这位老人就是田喜，因脑袋长得小，人送外号小圪脑儿。
然而，我却不清楚他是如何落魄到那种地步的。
2018年4月的一天，利用短暂的回乡探亲之机，我终于走进了这座庙院。然而，院里已是一片衰败的风景：除去正殿还算有鼻子有眼外，大部分的房子已开始坍塌，有的甚至塌没了屋顶。砌在地面的砖石磨损多年后已残破不堪，荒草从砖缝中拱出，正连成毛茸茸的一片绿色。院中两侧长条形的石桌依然健在，但离石桌不远，用砖石垒起来、用水泥抹成光滑台面的乒乓球球台却已荡然无存。院里院外贴着红红的告示，挂着横幅，似乎才让它有了一些生机。横幅上写着一行大字：“心中充满母校情，捐多捐少都是爱。”
那是村中贤达发起修葺文庙倡议后不久的日子，倡议者打出“母校情”这张牌，显然是想以此召唤人心，理顺捐资通道。我回去时，听说在短短几天内已筹集到十多万元善款。虽然离预想的数字还差得不少，但修缮一事总算可以提上日程了。
看着眼前景物，听着父亲和几位发起者的讲述，我忽然有些恍惚，心绪就像一枚飘零的叶子，摇摇晃晃向下坠落。
赵勇 | 我的学校我的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