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允河
（2016年6月摄于钓鱼台国宾馆）
郑允河住在城里头。去看望他是我的主意。
许多年前父亲还在公社做事，我也就成了公社大院里的常客。父亲对我说，见了人要有礼貌，比他大的要叫大伯，比他小的得叫叔叔。但我通常是不知道谁比父亲大谁比父亲小的，这样第一次见面时，父亲就会指着他们说，这是你三元叔，这是你建民叔。经过如此这般的确认之后，名字再跟一个叔字就成为一种固定称呼。但称呼谁为大伯时，通常又是不带名字的，因为按照晋城土话，大伯是需要叫成大伯伯的。大伯伯前面再有名字，太繁琐，名字也就省略了。
我在公社里认下了一堆叔叔，但能够被叫成大伯伯的人却不多。郑允河则是这不多的人中的一个。
1960－70年代的水东老公社（摄于2012年春节期间）
在我那篇关于阅读记忆的文章中我曾经提到过这位允河大伯。我说他博闻强记，读书颇多，这当然是吸引我接近他的一个重要理由。但事实上，另外一个理由也并非不重要：他说着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可以想见，当土著们操着土得掉渣的晋城话放肆说笑时，一个广播电台里的声音蜿蜒其中，那该是何等靓亮的风景。而我偏偏又是对普通话十分敏感的。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村里来了一批说普通话的年轻人。有一回我们在水泥砌成的台子上打乒乓球，一位女知青也过来施展才艺。她拿起我同学的拍子，看到背面刻着同学的名字，随口就喊出了一声“马四昌”。家乡人发音，“四”与“柿”并无区别；家乡人唤人姓名，姓又通常会被放在一边。可怜那四昌同学被我们唤了多年，早已感觉全无，却万万没想到那仨字还能唤得那般俊俏。女知青一下子唤出了境界，也让我意识到了普通话的威力。
允河大伯（摄于2012年春节期间）
允河大伯普通话说得好，我却一直不知道他是北京人。只到这一次见面他才告我，十六岁以前他在北京度过，读的是西单附近手帕胡同的师大二附小（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四九年南下到晋城时，领导念其年龄太小，就让他留下来了，结果一留就是六十年。留下来之后他在团县委工作，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从此开始了劳动改造的漫长岁月。我小时候在公社里见到他时，那已是他几处改造的最后落脚地，但处境已大为好转。他在公社待到八十年代初，终于翻身了。翻身之后是返城，他当上了县农工部的部长。他在公社的一些朋友也陆续进城，郑部长家里就成为一个时常聚会的场所。听父亲说，聚会时朋友们常常会调侃他：老郑这个姓氏可真是好啊，副的也是正的。但他究竟当的是副部长还是正部长，我却从来没去打听过。他当部长期间，我是去过他家里几次的，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或读研究生，他似乎也迎来了自己一生中最舒心的日子。于是他说话更随便了，笑声更舒展了。他说着说着就发出一道命令：“老婆，去给我们弄点好吃的。”那位被我叫做娘的伯母就颠儿颠儿地去了厨房。扎根晋城几十年，允河大伯已学会不少的晋城话，他叫“老婆”时，我注意到他发的是晋城音，那是一种不避外人的亲昵。
伯母与张建民（2012年春节期间摄于郑允河家）
但也许是从九十年代起，我就没去过他家了。我知道他与父亲往来不断，我的讯息也通过父亲源源不断地流向他处。刚在北京落脚时，我似乎还给他写过信，也通过几回电话，但后来就既不写信也不打电话了。对于这样一种情谊，我越来越怀疑信件与电话究竟能传递多少有效信息。大概我需要一种身体的在场。也许我看见他的模样时，我才会觉得踏实，我童年、少年的许多记忆也才有了着落。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父亲。那一瞬间父亲有些惊讶，但他马上就兴奋起来了。他与我合计着去看望的时间，然后把电话打到郑允河家里。那边的允河大伯似乎也兴奋起来，他说他要把谁谁谁叫过来。我知道那几个人都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当然也是我当年结识的最好的叔叔。
我与父亲去到郑允河家的那座三层小楼时，张三元夫妇与张永祥老师已经到场。二层的客厅宽敞明亮，阳光照进来，香烟的雾气就重峦叠嶂，有了许多层次。三元叔在烟雾中来回走着说着，像一个多动症顽童。张老师则一根接一根抽着香烟，过瘾的豪情丝毫不减当年。允河大伯一会儿与我说话，一会儿又把话题移向他的朋友。我们大声说笑着，客厅里顿时充满了喧哗。
张老师、父亲与张三元（从左至右，2009年春节期间摄于郑允河家）
喧哗之中，三元叔突然冒出一句：年前我那条狗死了呀，它跟了我十二年，想起来我就伤心。因为这条狗，我都哭过好几回了。
别人为狗而哭的故事我是听说过的，却怎么也没想不到会发生在三元叔身上。父亲经常会当着张三元的面跟我说，你这个傻疙瘩叔叔如何如何。那通常是三元叔又冒出了什么愣头愣脑的话。他说这种话从来不打底稿，张嘴即来，浑然天成，听者无不捧腹。但那天的三元叔却穿唐装，戴眼镜，一副斯文的样子。他隔一、两个小时就会长叹一声：日他娘我伤心我那条狗啊。根据我的粗略统计，他在那天聚会时至少伤心了四次。结果，他那种山药蛋派的话语风格中就搀杂进一种小资调。
于是大家就问起他那条狗。张老师说，那就是老死了吧，寿终正寝，也是喜丧。三元叔说，我出殡了人家啊，还做了道祭文。我说狗呀狗，你坐电梯，住洋楼。俺们喝粥，给你吃肉。福你享过罪没受，你是我的好朋友。
他的这几句顺口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张三元（2012年春节期间摄于郑允河家）
一说起顺口溜，三元叔就恢复了山药蛋派的本性。当年在公社时，张三元的顺口溜就是编得出了名的。那时候，他的主要工作是给领导“写材料”，可能写着写着他就发现了许多可笑可乐之处，于是种种段子便成为写材料时的副产品。段子既成，他总会即时发布，通常那是在吃饭的地方或是在聊天的时候。而段子也总能引来欢声笑语，暗淡的日子就有了许多亮色。有时候，流行的段子本已传神，但到了张三元那里，他依然要回炉再造。那个年代，晋城一带为了让粮食产量过黄河跨长江，曾种一种“三尺三”的高粱，学名叫做“晋杂五号”。此高粱面做成面条的难度颇大，必得佐之于豆子面、榆皮面才可成型。面条入口，又味同嚼蜡，难以下咽，于是便有了关于晋杂五号的顺口溜：“晋杂五号儿，圪搂一半儿；放到盆里，和不到一块儿；煮到锅里，断成圪截儿；小孩不吃，大人没法儿……。”张三元在这个顺口溜后面加了个豹尾：“倒进猪圈，把猪吓得跑到圪角儿。”
那一天，三元叔又说起了这个段子。说这个段子是因为张老师正在编一本词典，他谈起了群众语言的朴实生动。这个段子一被张三元说出，立即遭到了张老师的表扬。他尤其评点了最后一句的画龙点睛，那种文绉绉的用词，与张三元的风格形成鲜明反差。
上大学不久，张老师写给我的一封信（1981）
在我的印象中，张老师似乎从来就是喜欢咬文嚼字的。他用晋城话说着一些成语，五十年代老大学生的风貌便呼之欲出。但是，这位当年山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为什么在我们村的学校当了多年的校长，我却不得而知。张老师是村里人，但这似乎并不构成他在农村工作的主要理由。当然，对于我来说，少年时代的学校有这么一位文化人当校长，还是让我有了许多安全感和自豪感。那一年，我们上课的地方已从庙院里的教室移到操场后面的那排教室。忽然有一天，张老师走上了讲台，他照例用文绉绉的语辞把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狠狠教训一顿，然后开讲哲学。他讲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引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哲学故事。突然，一个陌生的名字从他嘴里蹦将出来：贝克莱。那是我第一次听张老师讲课，也是第一次听哲学课，更是第一次听到了那位大哲学家的名字。我沉浸在贝克莱故事的讲述中，如听仙乐耳暂明。
但张老师却只给我们讲了那一次课，那次课也就成了他的告别演出。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到三十多年之后他才告了我事情的真相。他说，那时候不是牛老师在那里吗？牛老师又是我的老师。牛老师说以后你就不用上课了，好好当你的校长吧。咱当时不是很尊重牛老师嘛。
张老师没有把话说透，但我已听明白了。牛老师是害怕张老师风头太健，功高盖主，就使出了这一招撒手锏。这个可爱的牛老师！
上大学不久，张老师写给我的一封信（1981）
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有人提议要温习一下前年冬天他们聚会时的录相，聊天的地方就从允河大伯的客厅转移到他的另一个房间。那个DVD机可能好长时间都没用了，放出来的画面断断续续，允河大伯立刻命令三元叔换一台还没拆包的新机器。新机器安装完毕，却有声音没图像。三元叔就说，师傅啊你这里的机器怎么都是山寨机？他称郑允河为师傅，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正琢磨着称作师傅的理由，图像就蹦出来了，原来他把两条线的位置接错了。
那是一次“水东公社部分老同志”的聚会，全部是由郑允河一手操办的。听父亲说，为了这次聚会，允河大伯花了三千多块。但我觉得在他那里，也许钱还是小事。关键是几十年之后，大家各奔西东，凑到一起已非易事。忙前跑后，上蹿下跳的工作甚至需要一个会务组来承担。但前部长手下已无人马可以调动，只得指挥着老婆、儿子、女儿、女婿团团转。我问允河大伯为什么是“部分老同志”。他说张罗好长时间依然没来全，只好“部分”。但我觉得那个场面已够壮观了。画面里满满一屋子人，他们说着笑着，忽然有的就哭起来了。我准确地辨认出电视里的许多张面孔，他们忽胖忽瘦，却还是我儿时记忆中的神态。当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变得苍老了。
电视里出现了慢镜头，《友谊地久天长》的音乐开始响起。允河大伯忽然叹息一声，说，二能死了可真是没想到。小勇你还记得你二能阿姨吗？
我有点吃惊。二能阿姨当时应该是公社里的妇联主任，她年轻漂亮，快人快语，成天与一帮大老爷们在一起嘻嘻哈哈。我见电视里的她依然生动活泼，风韵犹存，怎么就突然死了呢？
但她确实已经死了。几个人开始推算二能的年龄，最终形成了一个结论：二能去年死的时候不会超过六十二岁。他们说谁谁谁又得病了，谁谁谁也快不行了。张老师与允河大伯斗着嘴，讨论着他们俩谁死到谁前头谁送谁的问题。三元叔说，师傅你就赶快准备三千块钱，再搞一次聚会吧。过两年你逮不住的人就更多了。
时近晌午，我们等来了聂尔，也把聊天的地方换到了一楼的餐厅。开吃不久，张建民也翩然而至。
张建民（2012年春节期间摄于郑允河家）
现在想来，那实在是一次喝酒聊天的盛事。我们喝一会儿，聊了一会儿，高门大嗓，笑声雷动。大概是上午的顺口溜还让大家意犹未尽，张老师就说起了“四大毒”，“四大毒”又引来了张三元的“四大出力”和我父亲的“四大放松”。张老师说：独疙瘩蒜，羊角葱，斜眼老婆（指老太太），那门缝的风。聂尔笑完之后立刻重复一遍。张老师纠正说，“那门缝的风”的“那”字一定不能漏了，漏了味道就不对了。我也笑起来，我既笑“那”字放到那里的妥帖，也笑张老师又施展开咬文嚼字的本领。在聂尔的要求下，允河大伯讲起聂尔父亲的故事，他的讲述不断被他那个喝多了酒的儿子所打断。建民叔说当年他在晋城一中听过赵树理的演讲，张老师也不甘示弱，他说他在山大也听过。允河大伯接过话头，他说五十年代初他就在长治听过了。我立刻追问起赵树理的口才。说到了赵树理，允河大伯就要送我一套新版的《赵树理全集》，我急忙阻止。我已经有两套了。三元叔说着笑着喝着，忽然又悲从中来，他叹息着他那条狗，活脱脱成了一个祥林嫂。他背诵一遍他做的那道祭文，大家就笑成了一团。
祥林嫂有事提前离开了，建民叔开始了“文革”武斗故事的讲述。赵魁元的学习状况。他的老师张平的处境。攻打四新矿。“卡秋莎”火箭炮。王保贵。这些故事被当年“联字号”学生队伍的总指挥讲来，如数家珍。而四十年前的故事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之后，仿佛也褪去了许多血腥与残酷，露出了它本来的荒诞与滑稽。我与聂尔正好都从赵瑜那里获赠一本他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征求意见稿），父亲来京时也仔细读过其中的部分章节，赵瑜的这本报告文学就成为话题。我对建民叔说，赵瑜可是写了这么本书啊。张建民说，他没采访我他能把书写好了？这种口吻把我们逗得大笑不止。
赵瑜赠送笔者的《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
聊天的盛事即将结束时，允河大伯的两个女儿来到了娘家，她们隔着饭桌与我打着招呼，我的思绪也迅速闪回到遥远的过去。也许是在1978年前后吧，我与允河大伯的大女儿小萍一起投奔在建民叔门下补习数学。那时候的小萍穿一件洗得脆生生的草绿军上衣，她走在公社大院里，葱俊挺拔。所有的阳光似乎都洒在那位十六、七岁的少女身上了。
然而，三十年之后，我眼前的这位小萍却变成了名符其实的中年妇女。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有些难堪，也有些苦涩。
2009年3月21日
笔者与”水东公社部分老同志“在一起（2014年春节期间摄于郑允河家）
2015年春节期间我们全家与允河大伯、伯母合影
从2009年那个春节开始，每年过年回家，我似乎都是要去看望一下允河大伯的。但去年没去，今年也没去成。去年春节期间，他从城里搬至城外，在晋城矿务局的儿子家住着，我没去。今年过年，他依然住在儿子家，我准备去，又听说他摔伤了腿，就计划一定要去。后来父亲打听清楚，说他春节期间不在家，而是住在郑州的某家医院。我又急于返京，没时间再往郑州跑了。
不说过年的客套话了，唯愿允河大伯早日康复！
2018年2月22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