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3日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五月份是高校里的“农忙季节”，让大家在这个季节里过来开会，我们有些过意不去。因此，我首先代表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对各位来宾在百忙之中出席这次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二十世纪俄罗斯诗学发展新趋势”，但是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它关联的另一个主题是程正民先生的八十华诞。程老师自从1959年留在北师大任教，至今已将近60年了。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他始终以俄苏文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这次学术研讨会，我们一方面是探讨俄罗斯诗学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回顾和总结程老师在俄苏文论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以此庆贺他的八十华诞，让学术研讨与庆祝活动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在学术层面，摆在大家面前的五卷本《程正民著作集》代表了程老师在俄苏文论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新时期以来，他从俄苏文学批评、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起家，随后又把自己的研究推进到文艺心理学、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巴赫金诗学、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等等研究层面，体现了鲜明的学术研究路线和思考演进逻辑。童老师晚年时常念叨的一件事情是，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关注的方面太多，用心不专。所以他不断提醒我们，做研究要讲究专门性、持久性和彻底性。那么，程老师正好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他一辈子聚焦于俄苏文论，咬定青山不放松，因此释放了别林斯基、维戈茨基、卢那察尔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巴赫金斯基”的思想魅力。这样，程老师也就成了一位名符其实的“老司机”。在这一方面，程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学科建设方面，程老师也是一位“老革命”。1993年，他从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回到中文系后，不仅担任过系主任，而且在我们这个学科的建设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他与童老师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做课题、搞科研、带学生的事迹曾在学界传为美谈。而随着文艺学研究中心在世纪之交的成立，程老师更是退而不休，不断为中心的发展、为童老师所经营的学科建设建言献策。我还记得童老师去世前一个多月，程老师正在东欧旅行，当时童老师非常急切地盼着程老师回来，与他商量中心的事情。那时候我就觉得，童老师可能早已对程老师有了一种依赖。当他情绪低落时，他需要程老师帮他提提神；当他豪情万丈时，他需要程老师帮他降降温；当他举棋不定时，他需要程老师帮他拿主意、下决心。因此，如果说童老师是儒，程老师就是道，他们形成了一种和谐的互补关系；如果说童老师是山，程老师就是水，山无水不活，水无山不转；借用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学》中的说法，如果说童老师是“主角”，程老师就是“帮手”。在一个故事中，主角当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红娘的帮助，张生就娶不到崔莺莺；没有少剑波的参谋，杨子荣就打不进威虎山。可以说，在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中，正是他们这对老搭档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才完成了文艺学的学科叙事，把我们这个学科带向了一个辉煌时期。
程老师（左）、童老师（右）与郭预衡先生在文艺学研究中心资料室，2002年秋
我也想借此机会，表达我本人对程老师的谢意。我记得是2000年上半年，程老师与王一川老师联手为我们这一级的博士生开设了一门西方文论课。当时王老师让我们读布莱斯勒的英文书：《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第二版，正是因为有了这次阅读，才让我在十多年后与几位博士生一道，翻译出了这本书的第五版。这里我要首先向王老师表示感谢！而程老师的课是主讲巴赫金，他让我们细读的著作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因为程老师的讲授，也因为这次阅读，我对巴赫金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我又去读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读《巴赫金传》等书，最后完成了一篇谈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论文。这篇文章在我读博期间不仅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而且还获得了这个杂志当年的优秀论文奖。我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许多年，相关论文从来没获过什么奖，但一写巴赫金，文章就获奖了。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主要是程老师给我们讲过巴赫金，他讲清楚了，我也就写明白了。而法兰克福学派从来没人给我讲过，所以我至今还是云里雾里。因此我要感谢程老师，是他把我带进了巴赫金的世界，让我领略了那里的风景。
2005年，程老师邀请我进入他主持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的大课题中，让我负责法国卷中萨特与存在主义的内容。这一部分我最终虽然只写了六万字，但准备工作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正是因为那次大面积的阅读和思考，才让我对萨特与存在主义有了较为完整的理解和认识，也补上了我知识结构中欠缺的一环。前些年坊间流传着一些段子或说法，比如：“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做课题”；“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做课题”。这显然是对做课题的无奈甚至抱怨。但是对于我来说，做程老师的这个课题却是一次巨大的享受。我还记得反复读萨特的《什么是文学？》，读得我荡气回肠；认真读那本砖头厚的书《萨特的世纪》，又读得我心潮澎湃。所以，我还要在此感谢程老师，是程老师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最后，我也要感谢程老师对中心工作的支持与帮助。童老师去世之后，我被推到了目前这个位置上，与李春青老师、陈太胜老师一并负责中心的工作。当时基地面临评估，紧接着又有十三五重大课题的申报，人才队伍建设，筹办学术会议等等事情，头绪较多，所以许多事情我们都会向程老师请教，他也毫无保留地向我们传授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让我受益很多。去年因为赵树理诞辰110周年，我又重新阅读了赵树理的作品，也琢磨了一番他在1958年写的《“锻炼锻炼”》。这篇小说当年曾遭到过批判，原因之一是那里面有个“中间人物”王聚海，他的工作方法是“和事不表理”。但许多年之后，赵树理研究专家董大中先生却告诉我们：“真正有人性的干部却是这个人”。因为王聚海，我联想到了程老师。我觉得程老师在学术研究上心向俄罗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可能给他注入了思想的元气，而在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上，他又很中国，很传统，很智慧，特别像中间人物王聚海。大家知道，中间人物并非高大全式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但往往又是充满文学张力和艺术魅力的典型人物。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程老师今年已是八十高寿，也就是说他已成为了“80后”的一员。那就让我们共同祝愿程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向着“90后”和“00后”迈进的道路上，对俄罗斯诗学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同时，如果身体条件允许，我也希望程老师在这个“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季节里，还能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和帮助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把黄药眠先生、童庆炳老师开创的事业做好、做大、做强。
谢谢大家！
2017年5月12日
赵勇｜程老师是位“老司机”：“俄罗斯诗学发展新趋势”学术研讨会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