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恬（1936-2009），出生于开封，1949年随其大姐曾克进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师大二附中、女附中和北京四十二中长期任教，1983年进入北京西城职工大学（现为北京西城经济科学大学），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工作。1982年创作长篇小说《生活之帆》（与童庆炳合著），后发表《咪咪和她的加洛华》《中国女教授在芝加哥》等中短篇小说，2006年结集出版小说集《太阳还会爬上来》，王蒙作序。
推送“童老师去世五周年纪念专辑”期间，我就想到了《电话里的曾老师》。拙文当时写出后曾贴于自家博客，但童老师一无所知，我也没跟他汇报。一年半之后，因出版《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计划收入此文，需要为它配图，我才告诉了童老师，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曾老师的照片。那天我到童老师家，他则抱出好几本影集，供我挑选。随后他又打电话，跟我说他读拙文的一些感受：写得不错，观察很细致，是个有心人。有些语言还有议论文痕迹，有些表达陌生化程度不够，如爆什么料，要向什克洛夫斯基所论的方向努力。随后，他发送过来他写的怀念文章：《春天还没到来——哭曾恬》。我读后想起了孙犁的《亡人逸事》。
现在，我就把拙文贴于此处，配一些童老师当年送我的照片，以此怀念师母曾恬老师！
电话里的曾老师
得知师母曾恬老师去世的消息我并不感到突然。2007年6月的一天，童老师与我通电话，他就告我曾老师住医院了，胸腔积水，查不出病因。此后，师母进出医院数次，她的消息也通过童老师不断传来。去年四、五月，童老师住院做手术，他的病情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曾老师的病况则一度被人忽略了。后来，再有她的消息传来，情况已经变得很糟糕了：又一次住院，转院，重症监护室，上呼吸机，病危通知。有一次，童老师还在电话中与我分析着病人在中美住医院的不同：美国是用药不足，中国是用药过度。那应该是住到重症监护室中的曾老师带给童老师的一个切身感受吧。他说刚又交给医院两万块钱，两三天之后就变成了五百。那次电话之后不久，曾老师就辞世了。
病中的曾老师（摄于2008年大年初一）
腊月二十八，我在告别仪式上最后一次见到曾老师。仪式之前，有学生把童老师那个小小的数码相机转交给我，说童老师让我拍一些照片。我就想起童老师七十华诞的庆贺会上，他也曾临时抓我照相，但那一天曾老师并未到场。会议之前，童老师在办公室忙碌一天，接待各路来宾。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不在家待客，也好让这活动气氛延伸到他家客厅。童老师就解释说，学生一去到家里，曾恬她就紧张。我说哪里是紧张分明是激动嘛，童老师却很认真地强调了“紧张”一词的准确性。他似乎还为我解释了曾老师紧张的原因，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
七十年代的童老师与曾老师
我想，也许曾老师是真的不愿意被童老师的客人或学生所打扰，她想享受晚年的清静。然而找童老师的人又多，他们的房子也小，如果经常是人来人往，不断得与童老师的客人见面寒暄，也确实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刚来北师大读博时，还时不时地要与几位师弟去童老师家里谈学习，谈论文，那时候应该是见过曾老师许多次的。但曾老师常常与我们打个招呼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并不加入我们的谈话，也很少与我们聊生活琐事。这大概与我们的性别有关。我们这一届师兄弟四人，一水儿的男生，又个个长得歪瓜裂枣，身材瘦小。曾老师见我们进进出出，估计有一种爱美之心严重受挫的感觉吧。但晚我们一届的两位师妹却巧笑倩兮，明眸皓齿，她们就与曾老师打得火热。其中一位有段时间更是与曾老师形影不离。她们逛商场，去教堂，欢声笑语，风风火火。有小师妹相陪，那两年曾老师一定年轻了许多。
那两年，三男二女跟童老师爬香山，几成标配
左起：王珂、曹而云、童老师、吴子林、于闽梅、赵勇
2001年10月28日
为说明问题，我特意找了这张赵某的歪瓜裂枣照（另两枣歪裂稍差火候，还有一枣住校外，参加我们的活动不大方便），王大瓜吴小枣若对“歪瓜裂枣”有意见，可找我理论。但两位师妹却长着“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经红学家周汝昌、梁归智先生考证，这才是曹雪芹的话，“似喜非喜”“含情”“笼烟”均太俗，为传抄者所改，不确）。我说“其中一位有段时间更是与曾老师形影不离”，指的是而云曹含露。她在怀念童老师的文章中对师母也多有描述，可参考（文后附链接）。
我毕业那一年，童老师终于为文艺学专业弄回一间办公室，他也就被曾老师“撵”到了外面，家便真正成了家，而不再是童老师的办公场所了。我们再与童老师见面，就在那间办公室里，只是见到曾老师的机会也就变得屈指可数了。但由于后来工作上的事与童老师联系频繁，我却也断不了会听到师母的声音。童老师家里装有两部电话，一部归童老师用，那个号码也广为人知；另一部则是曾老师的专线。或许正是她嫌童老师电话太多，吵得厉害，才专门为自己装了一部吧。通常我都在打童老师的电话，只有因为急事实在找不到童老师时，才会冒昧去拨曾老师的号码。电话里的曾老师声音响亮，清脆利索，绝不废话。她常常是告我童老师的去处之后就急匆匆地说再见，挂电话。此种结尾方式乃骏马收缰，而非清音有余，却也常常让我这个习惯于“慢三”的人跟不上“快四”的步点。我也在办公室里接听过许多次曾老师打来的电话，通常那是快吃午饭或晚饭的时候，而我们依然在没完没了开会，曾老师就跟我说，你给我问问童庆炳回不回来吃饭，或者是你们吃饭时提醒他先吃药。平时我很难听到有谁对童老师直呼其名，曾老师是北京人，说童庆炳仨字时，那种京腔京韵的语音飘过来，字正腔圆，泉水叮咚，很好听，也一下子有了一种陌生化效果。
童老师的书房（摄于2015年6月17日）
曾老师也亲自给我打过电话，每当她给我打电话时，一定是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2003年，我们与一家出版社合作做高中语文教材，童老师是教材主编。那一年我们几乎把所有的双休日砸在教材编写上，连闹非典都没敢消停。然而，我们与出版社的合作却磕磕绊绊，问题不断。有一天已是晚上十点，曾老师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因为教材一事，童老师的一位老朋友也来兴师问罪。老朋友在电话里暴跳如雷，童老师就只好忍气吞声，耐心解释，因为他不想撕破脸皮。但电话之后童老师的情绪却变得很坏。曾老师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然后是边说边哭，语无伦次。她反复念叨着，童老师要是被气出病来可怎么办，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劝劝童老师。那时候我还住在学校，离童老师家也就是一箭之遥。于是撂下电话，我紧急联系我的一位师兄去童老师家，又约童老师出来一起散步聊天。大半夜了师徒三人还在马路上遛弯儿，让人觉得神神道道的，但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童老师曾老师所住的小红楼
镜头中走来的是我的博士生苏岩同学
那几天，他与多位同学在帮着料理童老师丧事
时为2015年6月17日11时许
那是我第一次听曾老师哭，曾老师哭又是因为她担心童老师的身体，而这种担心很可能已变成了她的日常性焦虑，挥之不去。2005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手握青苹果》一书，那是庆祝童老师七十华诞的一个纪念性文集。在这本书里，我发现有曾老师写童老师的一首诗和一篇散文。散文名为《老伴儿》，那自然是曾老师眼中的童老师形象。她爆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料，也把自己的夫君狠狠夸了一通，女人的细心与体贴跃然纸上。但此文写到最后，她却开始埋怨童老师了，她说：“近几年来，我渐渐不太喜欢我的老伴儿了。因为他变得越来越固执，主要表现在对身体健康的态度上。无论什么样的有关健康的话题，他都不耐烦听。他不把他的胃溃疡、血糖高视为‘警钟’。甚至在他因忙得过度使身体出现了明显透支情况时，我劝他短期内刹刹车他都置之不理。这使我焦虑和无可奈何，甚至使我对他反感。我们太需要沟通和交谈了。可恰恰是现在，我们从没有如此地缺乏沟通和交谈。一天说不上十句话，是我们现在的家常便饭。”读过这篇文章之后，我明白了曾老师的焦虑所在，也对她那晚的哭诉多了一些理解。
当然，更多的时候，电话里的曾老师都是热情开朗的。而随着我们越来越熟识，她也不再匆匆忙忙挂断电话了，有时候我打过去童老师正好不在家，她也会跟我聊上几句。那一年，我评职称的事又出了问题，想跟童老师说时他已去了汕头，但我却不知道他的远行。童老师不在就算了，没想到接住电话的曾老师却开始问长问短。她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于是就有了电话中长时间的关心与安慰。这一次曾老师不再干脆利索了，而是变得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她也不再大嗓门说话，却仿佛特意降了一个调，声音也变得慈祥柔和起来。在那件事情上，本来我已心灰意懒，但曾老师的絮叨之辞却让我有了融融暖意。几年之后再来回忆那天的通话，曾老师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晰，只是她的语调和声音却依然恍如昨日，美轮美奂地在我耳边回响。
1996年的童老师与曾老师
忍不住想说：曾老师可真有范儿！童老师穿西服打领带就倍儿精神！
这是在哪儿？
2006年夏天，曾老师出书了。7月底，我们这伙儿做高中语文教材的人又凑在一起开会，童老师就把曾老师的书带过来，送给了参会的每一位。那是曾老师的一本小说集：《太阳还会爬上来》，书的扉页上盖着她专为这本书刻的一枚印章，上写“喷饭消遣，请友笑纳”，落款是“曾恬敬赠 二零零六年六月”。童老师调侃说，曾恬见我书出得多，心里不平衡，就闹得也要出一本。而我见到那枚印章，想到的却是曾老师的自然率真。书前有一短序，乃大作家王蒙所写。王蒙说：“童夫人曾恬很有特点，她说话直率，热情洋溢，目光执著坚定，常常目不转睛地盯住你或一个什么事物。她老处于一种骨骾在喉，不吐不快的状态。例如当她听到有人对于鲁迅说三道四的时候，她立刻就会困惑、激动和愤慨起来，似乎她完全不能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她为了一篇小说，也会与人争个不可开交，哪怕争论对手是她的好友。听到一种不怎么实事求是，比较夸张的说法，别人都是哈哈一笑，她却立即揭出真相，指斥一番。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也会哈哈大笑，不是笑乱吹牛者，反而是笑曾恬的说话无遮拦的孩子气。”王蒙不愧是舞文弄墨的老手，几笔下来就写出了曾老师的精气神。但读到这里我却有些疑惑，我想弄清楚的是，王蒙所举之例究竟是虚写一笔还是实有其事？我知道王蒙本人也是鲁迅的说三道四者，莫非曾老师与他有过什么争论？争论时曾老师一较真一愤慨，老王的聪明才智没派上用场，结果写序时还不忘幽曾老师一默？这件事情本来我是想问问曾老师的，后来却因为忙乱忘掉了。而且惭愧的是，曾老师送我的书我也一直没读，我只是读了读王蒙写的序。
我没读曾老师写的书，曾老师却读过我的一篇长篇论文，并且还让童老师给我打电话，转达她的读后感。2008年春节前后，曾老师已生病半年多了，此前她已做过化疗，头发掉了许多，就让童老师告我们不可去家探望。春节前，别人为她介绍一位中医，几付药吃下来，身体的病灶消除不少，精神头也好了许多。春节期间，童老师的一位老学生到他家里探视，没聊几句曾老师就轰他走。曾老师指着童老师说：“我们俩都是快死的人了，你们还不让我们清静。”我想，当曾老师口无遮拦地说着这些不吉利的话时，或许正是她生病以来心情最好的时候。我听说曾老师并不惧怕死，但大病在身，又敢于把死挂在嘴边调侃，却是既需要勇气也需要一些底气的。那个时候她正在吃中药，就吃掉了病痛也吃出了心气，或许她也因此看到了一些生的希望。有了心气，就有了些底气；有了底气，说话自然又回到了随心所欲汪洋恣肆的状态，大概这就叫做气盛言宜吧。
曾老师所读的那个长篇论文是《学者上电视——以〈百家讲坛〉为例》，发表于《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应该是童老师把该期杂志带回家中，被曾老师看到了。此文后来成为我上面这本书中的一节内容。
“童老师的一位老学生”就是不时出现在我文章中的张巨才老师，我在《不成样子的缅怀》中又写了他几笔，请看文后链接。
就是那个时候，她读了我那篇关于学者上电视的长文。她说我那篇文章写得好，说出了她想说而说不出的道理。她还让童老师转告我，让我少抽烟，少喝酒，先把身体搞好，才能把文章做好。听完童老师的转述，我有些感动。我知道曾老师喜欢感性思维，对于我们写的那些坚硬如铁的专业论文，她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而病中的曾老师能耐心读完我那篇文章，并不见得是我写得有多好，而是说明她还在关注现实。那正是心气旺盛的一种体现。
2008年2月下旬，我们这里出了件事情，也让童老师陷入极大的困扰之中。每天他都要接听许多人打来的问询电话，也不得不反复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达半月之久。3月初的一天下午，曾老师突然打来电话，她告我童老师又接打了一上午电话，中午吃饭时脸色难看，一言不发。她不敢问童老师，就等童老师出门之后把电话打到我这里，她想知道上午谁给童老师打了电话，打电话的人都说了些什么。看来这一次曾老师又是真着急了，可我又不是《窃听风暴》里的主人公，怎么可能知道童老师的通话内容呢？于是我就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给她分析一番，也安慰她不要担心。我说按照我的估计，事情很快就要结束了。也许是我的那番话起了一点作用，通话结束时，听得出曾老师已不再那么焦虑了。
《窃听风暴》是德国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编导的一部电影，上映于2006年，讲的是发生在1984年东德柏林的故事。那个时候，我刚好看过这部影片，就想到了它。
那是我与曾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
此后的2008年，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童老师也做了胃切除手术。国事家事天下事，我不清楚曾老师是如何感受和承受这一切的。我能够确定的是，那些大事情最终都变成了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也把像曾老师这样的个人的事情淹没在渺小的尘埃之中了。
2009年2月13日
曾老师告别仪式上的《生平简介》
第二页写道：
“她最喜爱的作家是契诃夫；她最喜欢的乐曲是《少女的祈祷》；她最喜欢的美术形式是中国古老的剪纸艺术；她最喜欢的影片是《音乐之声》；她最喜欢的景色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她最热衷的业余爱好是剪贴照片；她永远喜欢的天气是晴朗；她最喜爱的食物是北京炸酱面；她最担心的事是欠人家的情；她的名言是‘世界需要爱，永远需要’。……遵照她的遗言，她的骨灰将回归自然，飘洒在祖国一条最干净最清澈的溪流里。”
曹而云大作
曹而云 | 头发的故事——怀念童庆炳先生 || 童庆炳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
拙文
赵勇 | 不成样子的缅怀 || “童庆炳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推送后记
我在《不成样子的缅怀》中又写了几笔张巨才，特意打印出来征求他意见。他看后说：“我们这代工农兵大学生注定是要被历史给软埋掉的，正史不宜肯定，不允许肯定，只能在囗头上说或野史中出现，它对正史正面人物的塑造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全文叙述中的人和事都有情有义，惟我不能出现在其中。听我的，删除！于童老师、于你、于历史都有好处。”
我说：“出现在我叙述中的人都是有意义的，你不能删，正如何镇邦先生也不能删一样。何是童老师的朋友，你是童老师的学生，你们都没写出文章，但你们又都是这次“不成样子缅怀”的组成部分，是我叙述中的一个声部。”
有一天打球，我又解释我的观点，说：“我之所以写你，是因为你对童老师和曾老师情深义长。而且，交往这么多年，你也不时跟我讲起童老师、曾老师的故事，让我对他们有了更深的理解。你说那天我告诉你撒曾老师骨灰的准确日期后，你激动得一个人喝了四两小酒。就冲这情义，你也不能删。我要把这一切实录下来。”张老师嗫嚅道：“我是觉得我在你们中间显得不三不四，不伦不类。”我说：“你多虑了，别以为我写的是闲笔。就算是闲笔，闲笔也不闲。”在我的反复劝说下，张老师才勉强同意了。
赵勇 | 电话里的曾老师（曾恬者，童庆炳先生之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