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钉讲阿多诺之后：
回答四个问题，感谢诸位云友！
七月六日晚六时半，我在钉钉上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同学们做了一次云讲座，题目是《“奥斯威辛之后”命题与阿多诺的“摇摆”》。
今年因为疫情，上课、答辩、招生、开会、讲座等等都在“云”上进行，常常让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云上的日子》。所以，自二月以来，我的手机和电脑上就不断安装着与“云”有关的种种软件。先是QQ（我好久不用QQ，连密码都忘了，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然后是腾讯会议，接着是云视讯、钉钉，最后是Zoom。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老汉的网络技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每每想到自己已武装到牙齿，顿时就觉得好酸爽。
参加人民大学一场博士论文答辩时的情景
博士招生，复试是这个样子的
与季老师为博士生合开一门课。准备上课时与他商量网课软件，他说越简单越好，于是我就QQ了一学期。后来答辩即将开始，我大文学院先是接学校最高指示：必须用Zoom。军令如山倒，我在一位学生的远程指导下折腾了半上午一中午，终于安装成功。但不久再来指示：Zoom有时间限制，改用腾讯会议，顿时又觉得很失落。
于是用腾讯，直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知道它那些机关暗道在哪里。忽一日，石家庄宝亮兄让我参加他那里的一场答辩，并要求我贼不走空，捎带为硕博士生做场讲座。贼窃喜。然后他叮嘱：我们用钉钉。我心想，北京用腾讯，你们用钉钉，果然是全国最大的村庄。但我又得入乡随俗，不敢抗议。讲座前测试，他说，你得“连麦”。于是就连麦。他又说，你要“露脸”。于是我……死活露不出脸来——找不到露脸按钮。我说：那什么宝亮兄，我就不要脸了，就这么黑灯瞎火讲吧。他认为看不到我的尊容既不利于安抚民心，也容易造成教学事故，就再三启发我：上面有根条，按钮在上头。
没留下郭宝亮高足的博士论文答辩照片
我便只好让他“露脸”
从左至右：郭宝亮、严家炎（答辩主席）、王蒙（宝亮的研究对象）、童庆炳（宝亮的导师，也是我的导师）
从去年开始
宝亮的博士论文《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就放在我书桌上
如今已放了整整一年
这是要干啥？
反复退出、发起直播数次，终于，我看到自己那张老脸在屏幕右上角闪烁晃动，仿佛他乡遇故知，那是一个激动啊。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俺给宝亮倒碗酒。因为宝亮给了我脸，我也不含糊，便叽里呱啦，添油加醋，声振林木，高天上流云，一口气讲了三小时。宝亮最后总结说：赵老师是咱自家人，就是实在！状态不错嘛。
但昨晚我却状态不好。
前天晚上九点四十，我用公号发了一个做讲座的广告，转发时说：“本来是连朋友圈都不计划发了，结果下午被那位作家班的学员激将，一怒之下，发公号了。”（不知具体原因者可看文后链接）。结果呼啦啦来了一批云友，夸书夸文兼夸人。我曾在夸夸群中当过卧底，这种技法也是相当娴熟，便逐条加精，与其互动。一兴奋，失眠了，果然是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夜读本雅明（其实我读的是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为了押韵，只好以辞害意），只睡了三小时。
做到PPT中的《最低限度的道德》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关于此书书名
我认为译作《小伦理学》似更好
为什么要如此翻译
我在《法兰克福学派内外》一书中有个长长的注释
可参考
昨天上午，打发老妻寄出《法兰克福学派内外》两本——一本寄给激将我的那位作家班学员，又把家里仅剩下的另一本送给在公号中激将我的某青椒同志，我则开始准备PPT。这个话题虽已在几个地方讲过，但这次是云直播，我依然得向路遥作家学习，让备课“重新到位”。要不要把《最低限度的道德》的书影做到PPT里呢？当然要得，现在不做，更待何时？讲座中我说：阿多诺这本书很不好译（他的东西没有好译的），但译者丛子钰初生牛犊不怕虎，艺高人胆大，居然嘁哩喀喳就把它译出了。丛子钰何许人也？他目前正跟我念博士。虽然他是我学生，我也不跟他客气，所以，我把这个英译本也放手边（朝摄像头晃书五秒钟），读汉语，对英文，看看他本事有多大。目前刚读几十页，总体感觉是流畅好读……
回头看评论区，里面有条实时弹幕：“赵老师这是直播带货了，一会儿就去下单。”
但我实际上更想看到何冰同志的留言：“那些口口声声‘一代不如一代’的人，应该看着你们，就像我一样。我看着你们，满怀羡慕……我看着你们，满怀敬意，向你们的专业态度致敬！你们正在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摆摊吧（啊错了，勾掉），翻译吧，后浪！”但何冰有事没来，来的是一批学术骨干人才，有老听众，有新面孔。而自从公号发文后，我就看到“某某某通过搜索加入该群”的提示不断弹出，成群结队，哗哗的。后来见正平教授说：“开讲前涌入大批听众，点得我手抽筋。”而那位作家班学员则告我：最高时超过700人同时在线（杭州师大的学生似乎是200多人）。
刘老师辛苦了要不给您寄块狗皮膏药
这个听讲阵容搞得我压力山大，尽管我不怕聚众闹事。记得去年在渭南，面对一千多名（据说瑞泉中学的大礼堂能放1288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教学名师，我给他们专门开讲一个话题：《审美阅读从语言开始》，讲得比较嗨。管事的过来提醒：得适可而止，后面还有活动。我就现场发动群众，说：我已超过了约定的时间，你们说怎么办？大家就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一下子让我产生了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做报告的错觉。好了，有革命群众支持，我就死皮赖脸不紧不慢继续往下讲，直到讲得山穷水尽为止。但这一次六、七百名听众躲在屏幕后面，空山不见人，只能我露脸，这不公平嘛，这让我如何发动群众？
有图有真相，这是在瑞泉中学开讲前拍的
当然，更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脑子转速不够。加上下午五点多小曦教授告诉我，讲上一个半小时就行了，留半小时互动，我就觉得讲开后得提速。“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法兰克福学派的第四代传人罗萨同志如是说，我要落实他的“加速”精神。于是我开足马力，把我这辆老牛破车开到了手扶拖拉机的水平，结果就没开稳。有人曾在公号里提醒我：“美在暴露！”（这个梗在我前不久推送的“童庆炳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系列中），我原本想“暴露”一个我与洪治纲教授（我后来在评论区看到了他的留言，谢谢他来看我献丑！）之间的小秘密，一紧张，忘了。
Hartmut Rosa的“社会加速”
讲了将近两小时。开场前，小曦、正平教授教我：有人申请连麦，你要点同意。同意之后，中学历史老师洪健天先生露脸了，身边却传来了孩子的吵闹声，马上看到我的手机里弹出一条评论：“好学的父亲！”程度弱了些，应该这么夸：“学习是标兵，中国好父亲！”他说他正在看的《倦怠社会》如何如何，功绩社会怎样怎样，但这本书我都没听说过（我需要放一个“捂脸”的表情包表示惭愧）。谢谢他给我介绍这本书，回头买本瞧瞧。
这就是与洪老师连麦时的情景
照片（包括题图照）都是河北大学副教授张芳博士当晚发我的
我知道她正在与法兰克福学派较劲
希望她能较出风格，较出水平
因为她德语很好
谢谢她听我讲座
互动半个多小时，小曦教授总结陈词，叫停了这场云直播。我累得够呛，饿得要命（开讲前与正平、小曦教授连线，我边测试边往嘴里塞东西——喝了一碗疙瘩汤），但还是翻阅了一番评论区的留言。忽然看到：“赵爷爷：我是悠悠，我和妈妈都在听。您讲得真好！”哈哈哈哈，我乐了。前不久，悠悠妈跟我说：“悠悠昨天参加了幼儿园的云毕业典礼，他弹了电子琴《梁祝》的部分乐章。”我问：“幼儿园还要云毕业？”悠悠妈名叫黎敏，以前跟我读过教育硕士。当年我推荐王财贵先生视频，说，在他所有的演讲中，2001年来咱们北师大讲的那场（《一场演讲，百年震撼》）我认为最好！黎敏是个有心人，便按王仙人指路，培养孩子从胎教抓起。四年前我去天津，一见面她就给我汇报育儿成绩：“我生孩子是剖腹产，当时医生在给我缝合伤口，孩子哇哇哭，我就开始背‘人之初，性本善……’，当我背到‘昔孟母，择邻处’时，孩子不哭了。好神奇啊。”中国好母亲！如今，悠悠小朋友都来听我讲座了，够哥们儿！你爷爷我这次就不带货了，咱直播带人！下次咱爷儿俩见面我得考考你：为什么阿多诺说“错误的生活无法过得正确”？
悠悠小朋友近照两张，上图是他正在参加云毕业
早上我把这段文字发给黎敏，说要直播带人
问她是否合适，她说悠悠还在睡觉
不久她发来悠悠音频，是念我这段文字的录音
黎敏说：悠悠已背完《道德经》，目前正在念《论语》
前一阵子，一位读过拙文《读书与抄书》的网友问我
想让孩子抄点东西，究竟是抄古诗词还是抄语文课本
我说：当然是抄古诗词了，语文课本有什么好抄的
然后我就跟她说，有位叫悠悠的小朋友背古代经典
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也在评论区发现了几个问我的问题。下面我就试着回答一下，以感谢诸位云友对我的包容与厚爱。
一、老师好！想请问老师从前为何会选择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研究对象呢？又是如何与阿多诺“相遇”的呢？（因为自己在如何选择论文研究题目方面一直没有思路）感谢老师！
选择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研究对象其实具有很大程度的受动性。简单地说，就是被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逼住了，是赶鸭子上架。记得当年选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准备了几个中国方面的选题，找童老师谈，但最终都被他一一否定。于是我又抛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说我对这一块也很感兴趣，能否做。童老师似乎也比较感兴趣，但他不建议我做中国当代，而是要先去啃一啃西方的东西，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他认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写作是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给自己打基础的过程，是“养气”的过程。取巧的题目固然也能拿到学位，但不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收益。因此要选一些难度系数较高的题目，要敢于啃几块硬骨头。
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1936-2015）
该照是我抓拍于2010年的四川合川
不熟悉童老师的网友
可看我最近推送的关于他的纪念文章
有20篇左右
我现在要说，童老师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导师！正是因为他当年逼住了我，我才进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世界中。也正是因为我对法兰克福学派还算是下了点功夫，所以当现在有人牛逼哄哄地大谈奥斯威辛之后如何如何时，我才敢弱弱地说：“那什么，我对阿多诺也略知一二。”
有关我选题的情况，我在《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一书中也略有交待（顺便说，此书早已断货，所以我接受了责编张文礼先生的建议，已在疫情期间完成了对它的修订，正准备交付北京大学出版社），更详细的交待出现在我那篇《一个人的阅读史》中。此篇长文是拙书《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中的主打文章，但遗憾的是，这本书前几年也断货了。
虽然已经断货，但书影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我也想起去年秋天
已把另一本散文集《人生的容量》交给了南方一家出版社
但最近半年没动静了
我得问问，借此催货
我现在就把此文中与选题相关的部分拿过来，丢一丢丑，供你一笑。
我做的毕业论文是一个西方的选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当时敢于去碰这个选题，跟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有关。第二学期读到一半时，突然就听说我们的开题时间提前了，原因是导师将赴新加坡讲学，我们顿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我在脑子里装了几个题目，去跟导师谈构想，没想到等我说完，他就一一进行了否决。情急之下，我抛出了大众文化。我说我正在思考中国的大众文化问题，也正写着一些东西，大众文化可不可以做？导师很痛快就答应了。但他告诫我，大众文化的选题有两种做法，一是面对中国的大众文化说事，二是去啃一啃西方理论家的著作，看看人家是怎么说的。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大家都在用，但用得是不是那么回事，值得考虑。他分析了两种去处的利弊得失，让我回去自己决断。
显然，导师是倾向于后一种去处的，但我却顾虑重重。西方的理论我一直关注着，却从来也没敢想过要把它做成一篇博士论文。因为我知道，那篇论文但凡要做得有点模样，就得去读外文资料，而对读外文资料，我不仅无信心，而且有恐惧。记得当研究生时，我那学外语出身的师弟曾试图翻译点英文文献，不久就大呼其难。我去跟那些英文理论书打交道，岂不是会要了我的小命？但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冒险一试。人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总会做一些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我当时虽已不年轻，但依然气盛。
开过题之后，导师已远赴狮城，且一去半年，我似乎也给自己放了心灵长假。法兰克福学派的书自然也断断续续地看着，但我主要却读起了别的书，写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王蒙的“季节”系列出齐了，我通读四本，很不满意，就琢磨着写点东西。朱学勤的书读完了，我觉得很是满意，就又琢磨着写点东西。还有崔健的摇滚乐，冯小刚的贺岁片，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它们都成了我思考的问题。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跑马，易放难收。我似乎已把法兰克福学派那几个爷们儿忘记了。
导师回来了，我也立刻进入到论文的焦虑之中。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说：“当我真想走进法兰克福学派的世界中时，我却发现自己面临到一个大大的难题——看不懂。马尔库塞说，阿多诺的许多段落连他都看不懂，愚钝如我者读不懂阿多诺似乎也不算丢人，但问题是这帮法兰克福人的书没有一个好懂的。阿多诺的密码式语言片断式写法本来就让我的脑袋瓜子既疼且大，本雅明的‘文学蒙太奇’又把我弄得一头雾水，加上洛文塔尔的闪烁其辞，马尔库塞的云遮雾罩，有一段时间，我完全沉浸在一种无法言传的‘低级痛苦’中：当别人在为自己的理论构想而焦虑时，我却是在为看不懂而发愁。看不懂怎么做论文呢？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选择了退却，我想从‘德国’回到‘中国’。”这里说的是大实活。
我制定了详细的逃跑主义计划，既夸大了我的痛苦，也夸大了“回到中国”的重要性，以便导师能够回心转意。他听完我的陈述，面无表情，却开始了和风细雨的炉边谈话：你要是还想做点学问，就不能怕吃苦，你得给自己打点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可能比较难，但你要是现在不去碰它，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碰它的机会了。导师慢声细语给我上课，但我知道那些话的力度。在此之前，我已听说过许多个关于导师与学生的故事。因为论文，学生被他“整”得涕泗滂沱者不在少数，我是不是要在那个故事会中再增加一个故事？
我无话可说，也无路可逃。我仿佛听到身后的导师拎着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大声喊着：“不许退，给我顶住！”于是，我便猫着腰弓着腿皱着眉抿着嘴，在飞蝗般的子弹中向法兰克福学派高地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
我去的是“国图”。
…………
二、赵老师，您如何看已故的余虹先生在《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中，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相关论述。
余虹先生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我没读过，但他关于奥斯维辛的相关论述我有点印象。去“知网”查，果然发现他在《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发表过《奥斯维辛之后：审美与入诗——中西审美诗学批判》。如果我猜得不错，此文便是他进入《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的内容。
重读此文，感受如下：他拿“奥斯维辛之后”说事，主要还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磊。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观点：“‘诗的本质’在其本真性上恰恰是非审美的。”但这一观点论证起来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在论述这一观点之前，首先需要区分“古典的诗”和“现代的诗”，然后引入“古代性”和“现代性”，似乎才能把诗歌“审美”“非审美”（审丑）的问题说清楚。因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历史语境，波德莱尔的诗（余虹先生在文中举了里尔克、波德莱尔的例子）是另一种历史语境。余虹先生在那个年代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很好！但我以为他的论述还可以更加严密。
因为只是“借他人酒杯”，所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只是他写这篇文章的由头，从文中可以看出，他对阿多诺以及阿多诺的这句名言似无深入研究。因为这句名言只是转引自马丁·杰伊的《阿多诺》一书，他可能没读过阿多诺的《文化批评与社会》，然后他又引《否定的辩证法》中“在‘奥斯维辛’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那段文字（顺便说，把live译作“生活”我觉得份量不够，所以我的译法是“活着”）。在这个基础上，他便形成了如下判断：
这是做到PPT中的一张照片
我在讲座中说
去年秋，我邀杰伊先生参加“批判理论的旅行”会议
还对他做了一个访谈
访谈刚刚发表，我将择日推出
他当时送了我两本书
一本是那本著名的《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史》）
另一本就是《阿多诺》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换句话说，在奥斯维辛之后以审美旁观的姿态对待人类的苦难与罪恶是野蛮的。因为这“之后”，人不再可能以任何理由对苦难和罪恶之“真”视而不见了，除非再以审美的姿态闭目塞听，将“奥斯维辛”幻化成“他人之事”,“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中居于“软弱的审美生活”。但这不正是阿多诺说的“野蛮”吗
阿多诺断言的力量在此，但阿多诺断言的荒谬也在此！因为“诗”在本质上恰恰是“非审美的”。
将“入诗”等同于“审美”由来已久，或者说从“美学的视野”来理解“诗的本质”已成了然之事。这是西方近代和中国魏晋以来的重大思想迷误，此迷误的灾难性后果恰以最触目的样式表述在这一断言中：“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此一断言的真理性在于：以审美姿态对待人类的苦难和罪恶是非法的, 但十分显然的是，此一断言的真理性恰恰是建立在流俗之思对“诗”的“审美误解”上的。
在我看来，“诗”这一字眼所昭示的“诗的本质”在其本真性上恰恰是非审美的，尤其对于“奥斯维辛之后”人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本真之诗将自身的本质展示为：真之显示（不是无知而是导入真知）和生存关怀（不是冷漠而是忧心）、正因为如此，当阿多诺在误解的基础上将有关“审美”的判词强加给“入诗”时，它的荒谬使我愤怒。
余虹先生如此理解阿多诺以及他的这一命题，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我觉得他的胆子还是稍稍大了一点。如果他认真读过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尤其是读过阿氏《文学笔记》中那篇《艺术是欢快的吗？》（“Is Art Lighthearted”, 1967），我相信他的“愤怒”指数会降低许多，甚至会觉得，他提出来的问题在阿多诺那里已不是问题，因为阿多诺一直都在面对这类问题，并为此愁肠百结，痛苦不已。
达州文学馆中对余虹先生的陈列和介绍
你的这一问题也让我想起，余虹先生去世前半年，我曾匿名审读过他投给《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长文，当时感觉是写得挺好，我也写出了鉴赏式评语，极力推荐。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作者是谁。有关这个故事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我与余虹先生的一次暗中交往》，此文也收在那本已经断货的《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里了。今年六月中旬，我潜逃出京，去四川听巴山夜雨。参观达州文学馆时，看到余虹先生赫然在列，始知他是四川开江县人（此前只知他是四川人）。而在推送“童庆炳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时我翻老照片，又看到他在2006年参加我们这里举办的北戴河会议时，与童老师比肩而坐，真是感慨万千！他跳楼的日子也永远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
2006年，余虹先生与童老师并肩而坐，左一是钱中文先生
我与余虹先生只是认识，没什么交情，但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觉得他是一位优秀学者。记得他去世之后我写过一篇短文：《余虹之死让我们疼痛》，其中引了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一译涂尔干）的一句话：“应当经常在‘疼痛’的地方，也就是在某些集体的规范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去认识社会，而社会正是存在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这句话就是从阿多诺的《道德哲学的问题》那里搬过来的，因为当时我刚读过这本书。写余虹的这篇收在我那本《抵抗遗忘》中了，但此书是否断货，我不清楚。
当时拙书是与陶东风、肖鹰写的这两本一并推出的
三、赵老师，请问您觉得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于艺术的看法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这个问题很好，可以写篇博士论文！也让我想起前不久刚刚审读过一篇写马尔库塞关于“奥斯维辛之后”诗学思想的论文，写得不歪。此文提到了马尔库塞与阿多诺在这个问题上的关联与异同，如不出意外，将会在一家重要刊物上刊发，请你关注。
可以写博士论文，并非信口开河，因为阿、马二人同属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他们之间应该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但阿多诺对马尔库塞的影响要更大。你若读读马氏著作，便会发现那里面徘徊着一个阿多诺的幽灵。因此，我的一个观点是，对于批判理论，马尔库塞很大程度上做的是一个普及工作。因为《单面人》等书，他也让批判理论较早地进入了英语世界（到美国后，马尔库塞基本上就在英语写作了），其中就包括阿多诺的思想。这当然不是说马尔库塞没有原创性的思想，不是这个意思（去年秋天，“三联中读”邀我讲过一次马尔库塞，那是一个普及性的讲座。为了录这个音频，我准备了十天半月，还认真写了长长的讲稿。我又在“带货”了，嘿嘿）。
三联中读做的海报，很不歪
她们用专业录音设备录音频
录得我的声音就很有磁性
讲得相当凑合，声音尤其好听
绝对是烟熏火燎之后正宗男中音
这说明，设备好是硬道理
至于两位大人物对艺术的看法，尤其是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回答起来会比较麻烦。简单地说，我个人的看法是，一、阿多诺对于现代主义艺术更情有独钟，而马尔库塞则常常会退回到20世纪以前，从高雅文化那里寻找思想资源，尤其是在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失败后就更是如此。二、阿多诺更关注艺术的双重性，即艺术的自主性和社会对抗性，但他又同时意识到了自主的艰难和对抗的困难，因为在文化工业时代，艺术已被商品性、拜物性蚕食鲸吞；马尔库塞对于艺术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否定的层面，他曾经认为“艺术就是大拒绝”，但是后来，艺术即解放，艺术的乌托邦功能又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我读马尔库塞，记得最深的一句话是：“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却可以致力于变革那些能够改变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识与冲动。”希望此话有助于你对马尔库塞的理解。
Herbert Marcuse，1898-1979
随着《马尔库塞文集》（也有“带货”嫌疑）去年被翻译过来，我们全面了解马尔库塞的思想也有了可能。这套文集的英文版，我当时是在“国图”复印过两三本。去年，我在首师大孙士聪教授的办公室里忽见此文集已有中译本，大喜。但当我今年六月准备买这套书时，却发现死活找不到第四卷《艺术与解放》（Art and Liberation），而这一卷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人来说显然要更重要一些。为此我专门给士聪打电话，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是否买到了。他因书不在手边，也没能给我一个明确答复。那天早上下单前我又在网上搜寻，初步断定此书可能还没译过来，又货比三家，结果差点忘了上课（感谢助教舒翔同学在上课前五六分钟提醒我，他也来听我讲座了）。而那是我本学期最后一次给本科生同学上网课。如果你知道此书翻译、出版方面的信息，也麻烦你告诉我。
这是我买回来的五本
法兰克福学派中
马尔库塞的著作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得最多的
但他许多发表和未发的文章、演讲后来却没人管了
主要原因我觉得是随着“大修复”时代的来临
马尔库塞也成了一个过气人物
凯尔纳不简单
他把马尔库塞所有散佚的东西拢成一堆
于是有了这六卷文集
四、老师，今天的讲座我问了您，怎么看待文化与野蛮的关系，其实我也知道野蛮是人身上存在的东西，我更想弄清楚，在什么情况下这些野蛮会显现出来，在这些显现的各个时刻，是否有一些共性的原因，嘻嘻，想问问您这个问题。
谢谢你又追到我的公号继续提问，中国好学生！我昨晚回答你的问题时想到了一句中式表达：“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意在说明文化与野蛮之间那种相互缠绕、暧昧不清的关系。我还说，野蛮可能更多属于人的动物性的一面。今天，我们说一个人野蛮，说那是个野蛮人，即意味着他或她的动物性比较发达，或者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他或她的动物性压倒了人性。当然，《我的野蛮女友》中的那路“野蛮”除外。
野蛮在什么情况下会显山露水呢？我觉得至少有两种情况需要注意：
一、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遭遇“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时刻，那个时刻应该就是野蛮即将发作或曰“撒野”的时刻。我被人欺负了，我想吐他一脸狗屎（哈哈）；你遇到了不公不义，甚至有了想要杀人的冲动，如果这时候你我付诸行动了，那么就是野性发作。尽管你的还击有正当理由，但你有可能会因此犯法。除非那是水泊梁山，你才可能林冲夜奔，否则就会被“朝阳群众”摁倒在地。
二、在一个特定的年代里，因为非常特殊的原因，也会使理性退居二线，非理性冲向前台，造成一种群体性野蛮的大爆发。纳粹杀犹太人就是这样的时刻，所以我昨晚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当年之所以要合作写《启蒙辩证法》，其逻辑起点就是要思考，启蒙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人类没有进入真正合乎人性的状态，反而陷入到一种新的野蛮之中。”为什么希特勒能让人们心中的“魔鬼”横空出世进而招摇过市呢？请你读一读阿多诺那篇《弗洛伊德理论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
“野蛮”过后，它对文化的污染是全方位的，语言是重灾区之一。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说过：“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中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他又说：“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它们不知不觉地被吞食了，似乎显示不出任何作用，而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毒性就会体现出来。”我记得阿多诺在其《否定的辩证法》中曾经加引号用过“被干掉”，那就是第三帝国的语言。我在《艺术的二律背反，或阿多诺的“摇摆”》中，也引用了普里莫·莱维的回忆，他说：
在奥斯威辛，“吃”被说成“fressen”，在正式德语仅用于牲畜的一个动词。而“走开”则说成“hau’ab”——动词“abhauen”的祈使形态，在正式德语意为“切，砍断”，但在集中营行话中，它等于“见鬼去，滚开”。战后不久，一次商业会议结束时，我诚心诚意地向贝尔公司（Bayer）彬彬有礼的职员们告别，碰巧使用了这种表达方式（Jetzt hauen wir ab）。那就像是在说：“现在让我们都从这滚出去吧。”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那些字词与我们之前讨论的议题格格不入，仿佛属于另一种语言，并且当然不会在任何“外语课程”中教授。我向他们解释，我的德语不是在学校学习的，而是在一个叫做奥斯威辛的集中营里。但由于我是买方，所以他们仍殷勤周到地招待我。
因此，清除被污染的语言中的毒素，是一件长期而艰苦的工作，这也是让阿多诺感到绝望的原因之一。我们今天的汉语中时常会出现一种“大字报”般的修辞和表达，希望你为此浮想联翩！
回答到这里，我觉得好像跑偏了。抱歉！
2020年7月7日星期二
讲座广告在此：
赵勇 | 杭州师大讲座：奥斯威辛命题与阿多诺的“摇摆”
赵勇 | 钉钉讲座之后 || 回答四个问题，感谢诸位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