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思维补丁的第58篇文章
写此文时，心境就如这首歌。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这段话，是杨绛写《我们仨》时的心境，丈夫钱钟书，妻子杨绛，女儿钱媛——这该是俗世中百年难得的良缘。
但今天，我们仨，都离我们而去了。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逝世，享年105岁。她独自飘零在人间，与最爱的丈夫和女儿失散已近廿载。
近代以来，中国文人堪得上“学贯中西”四字的，钱钟书算上一个，他精通6国语言，一本《围城》蜚声文坛，做学问更是做成了“文化昆仑”。以吾辈俗目寸光，想来也只有杨绛这样的旷世才女才能配得上钱钟书的才情，平衡他那“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的狂妄。
（杨绛钱钟书夫妇）
论创作，杨绛文笔不凡，行文淡雅。一部《洗澡》刷其时文坛之俗风，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作为翻译家，杨绛更是著作等身，除《堂吉诃德》外，她还翻译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Alain Rene Le Sage: <Histoire de Gil Blas de Sanyillane>）以及古希腊散文柏拉图(plato)的“对话录”《斐多》(Phaedo)等。
我读钱钟书是在高中，照例从《围城》读起，犹记得当时看这本书笑的泪流，感叹原来小说也可以写的这么有趣；大学时，看杨绛先生写的《我们仨》，看到“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同样是泪流，却更多感动于杨绛和钱钟书的伉俪情深，唏嘘于三口小家曾经的欢颜笑语，如今却徒留杨绛一人落寞追忆。
走过两个世纪的风雨曲折路，眼见一生中最爱的女儿和丈夫先后离自己而去，杨绛先生晚年心境，可想而知。93岁，杨绛执笔写《我们仨》，于我辈嗜书之人，自然是一种幸运，只是不知，耄耋之年的杨绛，独自坐在桌前，掌一盏青灯，沾一世深情，追忆这一世百年传奇时，该是如何的痛，又如何的幸。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对杨绛的爱意可见一斑，这位一生只想好好做学问的男人望着身边的女人，如此许愿道：“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1936年，杨绛有孕，钱钟书痴痴地对她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钱钟书夫妇两人相伴63年，感情上陪伴，精神上共鸣，关系早已超出世俗中的夫妻二字，钱钟书赞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他们携手走过63年，生活轨迹跨越半个地球，历经战火、急病、文革，可谓见识了这世间最不堪的一面。
世间最乱之时，他们相濡以沫，怎奈时光流逝太平年，任凭再精心的照顾，妻子也挽留不住重疾的丈夫，那个一生最爱的男人弥留之际，她只能强做镇定，悄然在丈夫耳畔说一句：“没事的，有我在”。默然看着丈夫闭眼离世，转身独自淌下两行清泪。
“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还记得，我当时捧着《我们仨》看到这段文字时，眼泪几乎立刻就下来了。
相守相助，相聚相失，一本《我们仨》，道不尽的人间失欢，说不完的一世苦乐聚散。年轻时，我觉得这书中满纸的岁月悲凉，看到的尽是半世的颠沛流离；经过一些世事砥砺，如今再翻阅杨绛先生的文字，平淡如水中，迸发出真情三千尺，心中竟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生死达观，想人生一世，遇见这样的爱人也算不枉此生真情吧。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她再也不必落寞地“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了。
不想说一路走好，只会在心里默念：先生风骨才情，永存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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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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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