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基度山伯爵》,周克希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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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5:读童老师的书及其他》中说:这本随笔(指余华所著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有好几处都提到了大仲马,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余华说:“我一直以为进入外国经典文学最好是先从大仲马开始。”(139页)而之所以如此,除了大仲马的小说吸引人之外,他还举证了马尔克斯的看法:“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最伟大的小说。”(139页)记得是大二还是大三,我读《基度山伯爵》曾如醉如痴,以致在大学毕业纪念册中那个“最喜欢的形象”栏目里毫不犹豫地写上了爱德蒙·邓蒂斯。此后,听人说起大仲马是个二流作家或通俗文学作家,我曾为我的痴迷疑惑过。现在,马尔克斯高声赞美,余华也极力推举,我也就基本放心了。
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蒋宗曹、姜风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杨玲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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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4:忙里偷闲读小说》中说:动身去参加这个“论坛”时,得知马尔克斯去世了,于是立刻从书架上抽出《霍乱时期的爱情》(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版),路上便读起了这部小说。
这是杨玲翻译的新译本。实际上,我手头早就有一个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的译本,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却一直延宕着对它的阅读。而当这个新译本面世时,我又买回一本,那似乎也是在为阅读这部小说做准备,但我依然没有找到读它的时间。有些阅读可能需要契机,但万没料到,这个契机居然是马尔克斯之死。
我在“论坛”期间读了大半部《爱情》,回来之后又在网上搜索,发现有个老译本(蒋宗曹、姜风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口碑不错,后80页便读起了这个译本的电子版。在我的对比阅读中,新译本似简洁明快,而老译本则更有文学色彩,我甚至从中读到了一种旋律和节奏。当然,无论是新译旧译,自然都是来自于马尔克斯的生花妙笔。他把一个爱情故事叙述得如此绵密、饱满、荡气回肠,确实让人看到了大师的风范。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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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遥想当年读路遥》中说:为什么我对这篇随笔如此着迷呢?大概是那里面隐含着许多秘密——劳动的秘密,构思的秘密,写作的秘密,甚至婚姻破裂的秘密。在五、六万字的篇幅中,路遥把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读者观、医疗观等等呈现得几近完美,让人不得不叹为观止,又让人不得不浮想联翩。……他把十年间四种报纸合订本一页页翻看的细节也让我震惊,这简直就是教我们如何做博士论文的教科书。如果博士生们能像路遥那样舍得去下些笨功夫,又何尝会发愁写不出像样的论文呢?
高尔泰:《寻找家园》,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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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拙文《苦难如何转换成艺术——三读〈寻找家园〉》中归纳出来的文字:《寻找家园》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品之一。高尔泰是美学家、画家,而这部作品又可证明他是出色的散文家。他在21岁时罹难,被定为“极右分子”,被发配到夹边沟农场,此后几乎遭受了新中国所有的苦难。晚年作者回忆自己一生的坎坷与遭遇,却没有呼天呛地,大放悲声,而是冗繁削尽,举重若轻,纯棉裹铁,外柔内刚,具雷霆万钧之力,有风清骨峻之姿。高尔泰在书中写其岳母:“写作把她的人生,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这就够了。”他的散文写作亦可作如是观。
聂尔:《最后一班地铁》,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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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创伤经验的智性表达》中说:“真实是无法这样来表达的,更无法当众这样来表达。对我来说,所有的感情都不单纯。它们不光是感情,它们也凝结着思想的血。它们需要细致,曲折,独特的表达方式。”(《奶奶》)在这里,凝结着思想之血的感情,细致、曲折、独特的表达方式,这几乎就是我要寻找的答案。而找到这个答案时,我也长出了一口气。我想到了艺术辩证法,想到了艺术生于节制死于放纵,想到了诗性表达与智性表达的关系,也想到了美文中的思想和思想者的美文,甚至还想到了阿多诺关于文学的诸多论述。而所有这些都是起因于我读到了聂尔的这句话。
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萨特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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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后革命”年代的革命性读物》中说:第7卷是萨特的文论集,而《什么是文学?》又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为了真正读懂这篇长文,我至少细读了三遍,又复印了英译版加以对照。如今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篇长文我理解得已八九不离十了。
关于这篇长文,我既写过《文学介入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予以全面解读,也写过《征服读者群:〈什么是文学?〉中的大众观》进行单个分析,相关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述。
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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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读〈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中说:列维借格诺之口告诉我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这本书的重量是整整一公斤,不多不少,开杂货店的人可以用来当秤砣使。”我现在想说的是,列维的这本《萨特的世纪》恐怕也有一公斤吧(如果我手头有杆秤,肯定会去称一称它几斤几两),828页的书,拿在手中沉甸甸的。有好几次,我半躺在床上试图读它,不一会儿便两手酸麻。显然,这是一本更适合置于书桌之上阅读的著作。我就是这么读的,而且,一读就不忍放下。2005年,在那个萨特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把这本书读了个底朝天,然后便沉浸在一种少有的震撼之中,禁不住在心里说:读这本一公斤重的书,值。”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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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人的阅读史》中说:读这本将近700页的大书并没有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读了整整一学期。……读《拉伯雷研究》,我又找到了少年时代的那种感觉。我有意延宕着自己的阅读,每读几页、几十页就停下来,开始咀嚼、回味,对比、联想。……巴赫金说:“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它如果仅仅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以致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人的想法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即成为思想观点,必须是在同他人另一个思想的积极交往之中。”我想,我读巴赫金,也许不光是倾听,也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正是在那场对话中,我的思想被他激活,我也磨砺了自己的思想。读巴赫金的书,我觉得放心,踏实,我甚至从他那里悟出了做学问的道理。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推荐理由:
我在《八十年代让我受益的几本理论书》中说:上研究生的第一学期,我读到了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那是1988年年初,不久就要回家过年了,但我依然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这本书细读一遍。放寒假时我回到我教了两年书的学校转悠,有老师问我,这学期读到了什么好书,我脱口说出了杰姆逊的名字。……我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不光是我的启蒙读物,很可能也是许多学者手中《圣经》一般的爱物。我曾听说过有学者翻烂一本又买一本的故事,可见这本书在当时的威力。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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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大概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的感觉是这个社会学家了不得,把许多问题说到根上了。记得为了把这本书读透,我同时还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
今年北师大博士生考试的解释题(西方文论)中出现了这本书,许多考生居然一无所知(从试卷中可看出,读过此书的估计不足百分之十)。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估计考生同志们会说:跑偏了吧。
认真检讨中……
2018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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