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兴杰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讲的是唐朝天宝年间的故事。
首都长安城的治安官发现，城内混入大量形迹可疑之人。为尽快破案，一位能干但失意的朝廷侦探被委以重任，他必须在24小时之内破案——也就是中国传统纪时法的十二时辰。所有故事发生在这十二时辰之内。
破案时间为何如此紧迫呢？原来，十二时辰之后就是上元节，唐朝最盛大的节日。长安是当时国际著名的大都市，人口多达百万，当天全城百姓上街游乐，皇宫禁苑的男女被允许出宫，连皇帝也会微服出游。这时候有人逞凶作恶搞「恐怖袭击」，后果确实严重。
《长安十二时辰》描绘了盛唐的上元节风情，唐朝诗文亦不乏这样的记载。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月色灯光满帝都」这是讲灯火通明的；「白鹭转花，黄龙吐水，金凫，银燕，浮光洞，攒星阁，皆灯也」，这是讲花灯多样。更有夸张描写，灯节这天人潮汹涌，置身其中，脚不沾地被人推着走「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
上元节盛况空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夜晚太珍贵。人口稠密的长安城，一年只有上元节前后三天才有夜生活。其他时间，这座城市像监牢一样死寂。
如果你穿越回去体验，每年只有三个夜晚能上街行走，会不会无聊到崩溃？因此，一到上元佳节，所有激情都要释放，所有人都要狂欢。
天宝年间的盛唐，一直是太平盛世的代名词。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文学家遭遇安史之乱后的深情回忆。真实的盛唐是什么样呢？
历史学家深入考察唐朝制度和生活细节，就会发现：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盛世，其繁荣景象距离人们的想象，是要大打折扣的——至少夜生活领域，越是盛唐，越是一片黑暗；反倒是晚唐，朝廷无暇细管，民众有了一些夜生活。
唐朝时的长安城，城市布局是坊市制。坊是居民区，长安城规划整齐，东西14道，南北11道，全城一共108坊。
用白居易的诗歌描述，就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每一坊就是一个小社区，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作保。居民区的外围，用围墙圈起来，东西两侧有做生意的「市」，官府把守管理。
市场开得迟关得早，「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过了时间，市场不再有人，连居民区的街道，也不得随意行走。谁走夜路就是犯禁，遇到巡逻官差，轻则杖打，重则射杀。
《长安十二时辰》作者马伯庸讲过几个小故事，专讲唐朝宵禁之严。
曾经有个大理寺丞，叫徐逖，鼓敲完还在街上走，被金吾卫逮住以后按住打了二十棍。宪宗朝有一个叫郭里旻的宦官，比他还惨，因为喝醉了酒，没在宵禁前赶回宫里，被御史台的巡使发现了，活活打死在街上——这种身份犯了夜都挨打，可想而知有多严格。
还有个书生叫王丁，因为读书晚了没赶回家，被长安县的人被抓住了。县令杜虚倒是好心，觉得情有可原，给放了。御史听说以后，立刻弹劾金吾卫说没做好治安工作，金吾卫的负责人辩解说这是长安县的人干的，我们是躺枪啊！惹出好大一场纷争。
——《马伯庸：长安城门的宵禁制度》
夜间确实需要出行，比如公事、婚娶或丧病，该怎么办呢？马伯庸介绍说，可以向官方或本社区（本坊）申请文牒，出门时携带在身，以备查验。出个门，得向居委会打报告，可想有多麻烦。
难怪唐诗里的长安城夜晚，意象如此寂寥。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长安城一片寂静，能听见各家各户洗衣的声音）。「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打完鼓后行人匆匆回家，街上空空荡荡，唯有明月当空）。
以前读唐诗，觉得长安城的月色真美好，现在想来，当时的居民真是可怜。
唐朝的坊市和宵禁制度有严有驰，各个城市不太一样。总体而言，盛世管得严，衰世管得松；大城市规矩多，小城市散漫一些。
唐朝在中国古代以自由奔放著称，为何市民夜生活搞得像监牢一样呢？
原因无它，朝廷强有力时，官府总要指导和控制民众生活。不得三五成群，赌博滋事，不得擅自聚会，夜不归宿。官员眼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才是良民作风，大晚上在街市游荡，岂非游手好闲？
夜晚的治安压力较大，勒令民众早睡，官府管起来方便。民众不想早睡，晚上想生产消费，可是谁在乎呢？宵禁的思路不只唐朝有，中国古代多数时候，统治者都抱这样的想法。
我看到有文章说：中国古代统治者搞宵禁，是因为照明成本太高。蜡烛在古代很昂贵，点得少了，照明效果不好。大张灯火，又实在费钱。按照民众意愿放开搞「夜晚经济」，游人和商家如何承受得起？
在此类分析者看来，不是官府想搞宵禁，而是成本起约束作用。古人玩不起「夜晚经济」，只能一年过几天瘾。
似乎有一堆证据材料支撑这样的观点，但是逻辑正确吗？恰恰相反，不是照明困难引发宵禁，而是宵禁造成照明困难。很多人总被现象迷惑，倒果为因。
有人消费，才会有市场；越多人生产，技术进步越快，生产成本降低，同时更多人参与消费，奢侈品因此变为大众品。这个基本的经济学道理，在宋朝时期就得到了印证。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官方「不禁夜」的朝代。坊市制度被打破，人民可以自由行走，晨昏叫卖也得以实现。这是相当伟大的进步。宋朝繁荣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民拥有更多交易自由，其中重要的表现是，大量时间获得解放。
宋朝是古代中国人拥有全部夜生活的时代。城市里没有坊市限制，民众看瓦舍勾栏的表演，可以直至深夜；酒楼茶坊喧嚣，烟花礼炮绽放，这是很常见的行为。居民区的街边商铺，通常会早早开门，营业到深夜。商人沿街叫卖，人民随意夜游。
现代人熟悉的《水浒传》对此有很多描写，《水浒传》是元朝人所写，宋朝人自己的记录，则要丰富得多。
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有写，「向晩灯烛荧煌，上下相照」「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份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
南宋末年文人周密写《武林旧事》，怀念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只存半壁江山，临安城郭之壮丽，物产之丰富，人烟之稠密，人民夜生活之丰富，却丝毫不亚于故都汴梁。「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
请注意，这些灯光通明、街市热闹的景象，可不是什么节日，而是宋朝城市的日常。有夜生活就要有灯火，除了一般的火把油灯，宋朝最重要的突破是：蜡烛得到广泛使用。各处小说、笔记和绘画里，经常能看到蜡烛出现。
当时官制的蜡烛做工精细，记载的成本高达150文，是城市平民两三天的收入。这只有官宦人家才用得起。普通人家的蜡烛，工艺比较粗糙，照明效果也不好，但是没有那么贵。一支蜡烛只有十几文，相当于普通人日收入的十分之一。当时人们婚丧嫁娶喜爱送烛，市面也有蜡烛专卖店。（参见吴钩著《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大量蜡烛是怎么生产出来呢？文献有记载，有用乌桕油脂制蜡，有从石油提炼（当时称石烛），也有养殖蜡虫，提取白蜡。养殖蜡虫是当时南方一项重要的农副产业。
产烛原料在增加，制作工艺也在进步。现代人使用的长管状蜡烛，被发明了出来。这种蜡烛易于保存、携带和运输，省油耐烧。传统的碗烛，人们也在想办法提高亮度，节约油耗。
夜生活丰富，不可避免会有火灾发生。汴梁等城市设置消防官，专门值勤巡逻，敦促居民夜间灭掉烛火，防止熟睡中发生火灾。官府还在城中高处建望火楼，昼夜有人瞭望，一旦发现火情，官兵携带消防器械，前往扑火。中国古代消防事业的专业性，在宋朝达到了高峰。
宋朝之后，中国人的夜生活又陷入沉沉黑暗。从元朝、明朝到清朝，宵禁一直是城市的常态。直到近代，这种景况才有所改变。
人的精力十分旺盛，创造力无穷，用管制扼杀一半时间，损失非常巨大。这种损失，甚至可以改变民族的精神面貌。夜生活丰富的民族必然奔放快乐，一入夜就黑黢黢的城市，显得多么沉闷孤独啊。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灯火通明的夜晚，喧嚣鼎沸的集市，人们早就习以为常。技术进步固然是至关重要的力量，技术之外，不能忽视制度原因。电力生产和照明普及，在当代已非难事。然而在一些国家，电力依旧匮乏，城市照明不足。民众没有夜生活，日子是不可能过得很舒服的。
本文首发在 人文经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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