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一次逃离文 l 张丰
傅聪晚年多次回国演出。朋友庄秋水回忆多年前在广州做文化记者时，和很多媒体同行一起去采访他，“傅聪对大家的问题很不以为然，大概也因为没人懂音乐，问不出好问题。”上世纪50年代，他刚到波兰的时候，参加比赛，登台演出，经常引起轰动，媒体大篇报道讨论他的音乐，不管是赞扬还是挑剔，都“非常懂”。这让他感动，他写信给父亲傅雷讨论那些评论，这些内容都在《傅雷家书》里。但是，很多中国人知道他，也就停留在《傅雷家书》中了。人们把这看成是一个“如何成功教育儿子”的故事。改革开放后，傅聪可以回来演出，一些大城市的居民买票去听他演奏。当然是好听的，但是大家终究不是太懂，在这个国家，还没有形成听古典音乐的传统。我相信各地记者对他的采访，内容都是差不多的：谈一下你父亲对你的教育，或者是谈一下你的祖国，伟大的东方文化对你的影响……对这些问题，他一定会感到厌倦。如果我们真的读了《傅雷家书》，会发现那是一个控制与逃离的故事。傅雷是出色的翻译家和艺术批评家，但是对儿子在教育的同时，也有着极强的控制欲望。他要求在异国他乡的儿子向自己“交代一切“，以便掌握他的一举一动。傅聪就是在应对这种拷问中，在不断“坦白”中，逐渐有所保留，并最终发展出自己的世界，作为音乐家的，和作为“一个人”的。现在看来，这当然也是伟大的父子情。看一下他早年的全家福，那是多么优雅的一家人。傅雷在傅聪身上倾注全部心力，至少在音乐上，他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支持，最后他彻底跟不上傅聪了。从最初的“教导”，到平等的讨论，到最后则是纯粹的赞扬和鼓励。这对父子为我们奉献出了一个经典的文化故事：在正常的社会，艺术领域“大师”或者“天才”的出现，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傅雷和他的朋友们，早年留学欧洲，获得了一流的鉴赏力，他们在傅聪身上发现了那种天分，极力培养，竭尽所能（哪怕只是帮他翻译一下伟大音乐家的传记或者一流的乐评）。傅聪超越了他们，前面就是一片空白，他是何等的寂寞。但是，如果他要再进一步，几乎不再可能。傅聪已经是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后面二十年，钢琴日渐成为传说，等到郎朗、李云迪这一代人出现，又几乎是从零开始。到今天，我们也不敢说中国有自己的“古典音乐传统”。从傅聪的角度看，他的一生，是不断追寻也是不断“逃离”的过程。要通过书信来和父亲交流，这多么痛苦，但又多么幸运。写信对他来说，是一个总结、表达的训练，也是一个隐藏的游戏。他开始学会保留，在尊重父母想法，让他们安心的同时，开始发展出自我。他有时候故意晚回信一段时间，父母着急得要命，来信催促，那时的他一定是暗自高兴。当他开始“体谅”，开始“善意的谎言”，同时也就开始构建。他逃离自己的父亲，既是物理空间的，也是艺术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当他发现父亲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音乐，开始时焦急，后来则是坚定的判断，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开始从一个倾听者和执行者，变成一个表达者，变成一个“新艺术家”。在个人生活上，他的隐藏更多，逐渐和父亲有了隔阂（多么幸运）。这让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再是“傅雷的儿子”。当然，更重要的决断，是在1958年底。这一年他从波兰回国，感知到国内氛围的巨大变化，父亲已经“戴帽”，12月他毕业了，没有按照计划从波兰回国，而是去了英国——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如果说小时候学钢琴而不是绘画，是父亲的专断的话，这一次则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弹出的最伟大的音符。前途莫测，独身一人，放手一搏。“你是哪里的人？”这是傅聪一生不断面对的拷问。在波兰的时候，他征服万千乐迷的心，媒体报道听众感动落泪的场面，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是一个波兰人？”他到英国后，面临很大压力，不断重申自己是中国人，“保证不加入英国国籍”，但是1964年，为了在全球巡演的方便，他还是加入了英国国籍。等到1979年，他可以不断“回国”，在故土，他成为“一个回家的游子”，一个“英雄”，又要面临这个问题。如今他因为新冠肺炎在英国去世了，中国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的评论再次聚焦这个问题：“那个叛逃者……”作为历史问题，这个早就解决了。傅聪不断回来演出，他已经和“自己的祖国和解”，某种程度上讲，并不是他错了，而是“祖国”错了。即便是教科书，也承认了历史上的那些错误，他的父亲傅雷，更是为那些错误付出了生命。一个钢琴家要不断面临这个问题，是20世纪的悲剧。和傅聪几乎同龄的犹太人思想家乔治·斯坦纳认为，20世纪是一个很坏的世纪——或许傅聪也会这样看。他们都是强大的个体，从一个宏大叙事中逃脱出来，承担自己的命运。从20岁去波兰学琴开始，他就注定此生孤独。幸运的是，他还拥有钢琴。喜欢本文，请点击“分享”、“点赞”、“在看”；与更多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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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一次逃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