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按：彝族人的离合悲欢，需要阿西阿呷的笔来叙述，她拥有一种罕见的天赋，她能进入他人的心灵与命运，然后将之纤毫毕露地表现出来。
今天的云真好看啊，乌达
文/阿西阿呷
十六岁的乌达是我父亲的病友。去年八月，我父亲进重症观察室的时候，乌达已经在里面躺了三十多天。他光着头，紧闭双眼，靠着胃管进食，喉间有一处凹进去的地方，那是术后因重度肺炎无法咳痰而切开气管后愈合的痕迹。陪护乌达的是他父亲，四十多岁，一头较长的鬈发，小小的眼睛，医生叫他时，他总从过道的拐弯处跑出来答应“诶，好嘞好嘞，我马上去买”，汉语说得非常溜，说完便灭掉手中的烟，杀着拖鞋就要冲下9楼。他是急性子，总说电梯太慢，“跑一下锻炼身体嘛”，说完哈哈哈地仰头笑起来，好像一切困难都不是事儿。十月，西昌总是下雨，伴随着阴冷的风。一向畏寒的我将一切能穿的都裹在身上，即使如此有时也还会觉得冷。而乌达父亲不论什么时候都只穿一件碎花汗衫，似乎刀枪不入，走起路来后背部分被风吹得鼓起，前面部分又贴紧了肚子，他太瘦，实在撑不起那样宽松的衣服。我总对他说：“叔叔，加点衣服，别感冒了！”他总摆摆手：“不冷不冷，锻炼身体嘛！”说完又是哈哈哈……我父亲日渐好起来，身上的胃管、氧气管被一一取下，开始能自己进食。乌达父亲见了，露出复杂的表情，他真心地为我们感到开心：“真好，能自己吃饭了！你们三个真是我见过最好的孩子，你们的爸爸也很了不起！”说完看看自己的孩子，故作轻松道：“我儿子怕是醒不来咯”。“不会的叔叔，您不在的时候，我都听到过乌达发出声音，手指也动过，他一定会醒来的，您不要放弃啊！”，我说。弟弟也在一旁作证我说的是真话，一起安慰这位父亲。他继续和着碗里的荞面，嘟囔着：“不知道啊”，但表情显然振作了一些，方才略显沉重的脸又有了些笑意。我和弟弟说的并不是假话，乌达的喉咙里时不时地发出吼声，像是被卡住了东西，但更像是呼救，他的身体也会在吼的时候无意识地顶起来，他的手甚至能够从腰边移动到胸前。弟弟说，他有种直觉，乌达一定能醒来。我也这么说，并且坚信这只是一个需要时间的事实。乌达是在火把节摔伤的，被发现时已经过了一夜，送到医院后就立即做了开颅手术。十四天里，乌达父亲一个人守在重症监护室外，只要有医生出来就赶紧凑上去问：“我儿子怎么样了，有没有睁眼”？答案当然是没有。重症监护室每天有半小时的探视时间，为避免感染，探视人需要“全副武装”地进去。进去后，他总是轻轻拍打儿子的脸，小声在他耳边呼唤，“诶，乌达，怎么了嘛你”“我是爸爸，快点看看我”，儿子没反应，他就巴着床杆看着，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终于，十四天后，医生通知他孩子可以转到楼下的重症观察室了，尽管医生再三强调病人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但乌达父亲认为这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至少儿子离开了那个经常死人的地方，至少下一个死的不会是他儿子。转到观察室后，乌达父亲能经常见到儿子，为他擦洗，跟他讲话。因为儿子无法自己进食，只能通过胃管吸收点流食，乌达父亲就托亲戚从家里带来了一大包荞面，每天和好了请医生注入胃管。和面的时候，他总将手机放在儿子耳边，放一些他喜欢的歌，“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自己也跟着哼。他对我说：“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不认识字啊我们这些人，不过工地上的汉人都喜欢听这个”。在观察室呆的时间长了，乌达父亲跟值班的护士们也都熟络起来，他总是在其他病人家属不在，护士又没法独自翻身的时候前来帮忙，护士们也都祈盼乌达早日醒来：“他太辛苦了，听说老婆也是重病才不能来医院，亲戚又少，你看，就他一个人嘛”。一天下午，我在病房里照顾父亲，乌达父亲也来了，手里和着一碗荞面：“开饭咯，小乌达，起来吃饭咯。”他有些兴奋，身体摇摆，脸色微红。晚上，我和自家叔叔聊天，他最近来医院照顾父亲，没事的时候就和乌达父亲在过道抽烟，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又都爱酒，于是在小卖部买了几块钱的白干，一解这些日子的愁绪与辛苦。那天我才知道，乌达父亲其实每天下午都会喝点酒，只是看不出，闻不到，今天例外，他喝得脸红，喝得左右摇晃。叔叔告诉我，乌达父亲二十岁在广东打工时，被同村发小诱惑吸毒，几个月后感到害怕回了家，呆了两三年，戒掉了毒瘾。二十四岁时父母请媒人说亲，给他找了媳妇，也就是乌达的母亲，他们只见了一面，便定了亲。“人生呢就好像是这样过的对吧，出生，长大，结婚，生子，然后成为阿普阿玛（爷爷奶奶），对吧？”乌达父亲的杯子停在半空，和叔叔细数自己的往事，说完缓缓仰头一口，辣到嘴边，发出“啧”的一声，好像人生就是从这一声“啧”才刚刚开始。乌达的父亲和母亲在结婚后不久就一起外出打工，跟着村里年轻人组的队去了山东，那时大家还都在往广东去，“领头的”告诉他山东活路多，去的人少，在那里挣钱比广东容易。在各村领头的组织下，一群人浩浩荡荡去了山东，同去的差不多一百人左右，夫妻不多，他们就是其中一对。到了山东，男人们去工地抬钢筋，扛水泥，女人们去工厂，做食品的加工包装。“那时候我就会开塔吊嘞，塔吊少得很哦那时候，不过我也只是没人的时候让师傅教我玩玩，要有人就不敢弄，怕砸到人”。乌达父亲一脸得意，仿佛回到当年。乌达母亲力气大，为了多赚些钱，也为了方便照应 ，跟着留在了工地，在当年，大多数彝族女性都是待在家里带孩子，种地，侍奉双亲，等着男人赚钱回家。乌达的母亲不想这样，她认为自己一身力气，也能赚钱，于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女人约着出来，并且选择留在工地，和男人做一样的活。工地上女工太少，做完活只能去和工厂的姐妹们一起睡，早上又从那里出发去工地。“那时干劲大啊，又年轻，只要肯卖力气，真是可以赚很多钱的。我们都不怕苦，做什么不苦呢，在外面见到多少人家没见过的，是吧？”“是啊，人活在世上，做什么不苦呢，”叔叔答道。他也是二十多年前就开始携家带口打工，听着乌达父亲这番话，深有体会。叔叔在工地上从意气风发干到了两鬓斑白，这次回来照顾父亲，是我第一次和他呆这么久，往年只在彝族年能见到他。前年彝族年父亲还没病的时候，和叔叔喝了些酒，父亲托着叔叔的手微醺着说：“你看你的指甲，又长又脏，都不剪一下”。父亲让我拿来指甲刀，将叔叔带泥的指甲剪干净。他对我说：“看你叔叔，不知道一天在外面做什么活路，手掌都裂开了。”那时打工不像今天，三五成群地就可以找到活路。语言不通曾是彝族打工者最大的障碍，因此庞大的队伍需要大大小小的领队、工头，以及负责对外“交涉”的总负责人，即这个打工队的“领袖”。这一套有组织的体系既意味着秩序保障，又意味着打工人的工资会被层层克扣，实际到手的工资可能只是原工资的一大半。“但是，没有办法啊，谁叫我们不会说汉话，不识字呢，是吧？”他们反抗过，但又一次次被说服，因为没有领队，没有工头，自己一个人的确难以找到活路，出事了也没法“交涉”。“死在外面了谁知道，谁通知家里呢？”打工时间久了，汉语也学会了，彝族人的打工队伍由浩浩荡荡，变成了三三两两，仿佛走到哪里都能找到活，一个人认识老板，再叫上几个，这一年就有了奔头。也再不用受领头盘剥，自己可以和老板直接“交涉”。但彝族人无论走到哪里总需要伙伴，这些伙伴是亲人，是家支家门，是曾经一起呆过的工友，但实际上只要是彝族人，就是伙伴。有了伙伴，工地生活就不再孤寂枯燥，漂泊感会在下班后的一瓶啤酒，一副扑克里得到缓解，而一次工地上的祭祀，就能帮他们找到回家的路。一起打工后的第二个彝族年，乌达的父亲母亲就回了家，一呆就是两个月。乌达父亲在春节前一个月启程返工，因为春节打工的工资会翻倍，但乌达的母亲留在了家里，她怀孕了。临盆前，乌达父亲赶了回来，见证了自己第一个孩子的诞生，也就是“乌达”。两年后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诞生了，小家逐渐丰盈起来。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夫妻俩一天天老去，从青年到了中年。乌达父亲40岁时，妻子打电话让他回家，说小儿子全身淤青，不知道怎么了。他赶紧收拾，坐了几夜火车赶回去，到医院时被告知孩子得了急性白血病已经不行了，他和妻子把小儿子带回了家，让他在家里度过了最后的几天。小儿子离世后，乌达父亲开始喜欢上喝酒，喝酒上脸的他总是出没于村里的小卖部，在门口和人摆谈，好像丧子之痛已成过往云烟，“人嘛，就要往前看噻，”面对众人的安慰，他笑着说。小儿子离世一年多后，妻子也病了，脑梗塞让她右边的身体一度无法动弹，几个月后才逐渐恢复知觉。乌达父亲从此戒了酒，全心照顾妻子，直到她能下地自理才又出去打工。他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爱的人，看我与父亲之间亲密无间，嘻嘻哈哈，他笑眯了眼地说：“生女儿真是好啊。”我告诉他父亲在重症监护室时，也从没睁开过眼，但我们总是大声地呼唤他，拍打他，后来父亲就真的睁开了眼。他似乎没听进去，表情随意，好像听天由命了一样。然而，当我打饭回来推开病房门时，他正在笨拙地，几个几个字地大声呼唤：“起来，乌达诶”、“起来，爸爸在这儿。”我突然进门，他有些不好意思，好像小秘密被发现了似的，但他没有停止，只是放小了声音，继续拍打着儿子。过了一会儿，他开了微信视频，视频那边是乌达的母亲，他指着手机大声地叫道：“乌达，你妈妈来了，快点睁开眼睛看看，妈妈在这儿，快看看啊。”乌达母亲也在视频里不停地说：“小乌达，你不爱妈妈了吗，怎么不看妈妈呢”，边说边哭。乌达父亲没忍住，挤了挤眼睛走了出去。“有时候想想，人生，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吗？只有我这么倒霉吗？”他举着杯问，红了眼眶。叔叔不知道说什么，好像说什么都太风凉，因为他也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倒霉呢？叔叔沉默了一会儿，想说话又哽住，最后巴着乌达父亲的肩膀，低着头小声说了句：“沙库，沙库（命运）。”说完，又是一杯。乌达住了四十多天后的一天，主治医师将乌达父亲叫了出去。回来时，他小眼睛里难以察觉的泪光还是被我发现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医生怎么说，他抿紧了嘴苦笑道：“医生说待在这里可能也没什么用了，每天也会花很多钱，说不定带回家还好一些”，接着叹了一口气说道：“不过我还想再呆个十天八天，再看看”。我皱紧了眉头，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能说些可能在他听来无力的安慰，但内心深处还是坚信乌达这孩子是能醒来的，只是需要时间。一天下午，乌达的病房里多了几张陌生面孔，后来一问，是水滴筹的工作人员来拍照证明。他们会时不时地来病房里询问是否需要帮忙筹款，前两天来到我们病房，乌达父亲听说后立马连说：“需要需要”，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又是十多天，乌达还是没有醒来。主治医生又将乌达父亲叫了出去，这一次回来时，他不再隐忍，他用手抹着脸，捂着嘴，流着泪。病房里没一个人说话，似乎发出一丁点动静都是残忍的。一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的护士走过来，拍了拍他，语气低沉地说：“先别哭了，来，我教你回去怎么弄。”第二天，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乌达父亲。打饭回来的我正撞见他们要出院，这一次他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两个亲戚一个收拾东西，一个将乌达抱起，都不说话，而他蹲在地上，双手握拳在膝盖上抵着头，发出啜泣的声音。叔叔准备将他扶起，他突然抬头，泪流满面，嚎啕大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崩溃，那样的直接，让我想起他往日笑声，那些笑声在这些哭声里变得那么疼。叔叔还是上前扶起了他，半拥着他只长长地叹了一声：“兄弟。”我和弟弟还有几位护士跟着出了病房门，看他们进了电梯，电梯门即将关上的时候，乌达父亲几乎跪了下来，瘫在那里，像一具正在化掉的泥像，用咆哮的哭声作最后的挣扎，电梯门合上就像一道判决，他拒绝接受，但还是要被强制执行。儿子的身体还是温热的，但他的心已凉。我再也没见过乌达父亲，他成为了很多人的心结，护士们也在他走后讨论过，不知道乌达怎么样了，决定打个电话问问。我们没有等到护士们的回音就转院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和弟弟在病房里聊天，提起这事，刚从外面回来的叔叔插了进来，说在上个医院附近遇到了乌达父亲，“他去医院开死亡证明”。奇迹没有降临，乌达在回家十天后就离世了。那天下午，叔叔请他喝了一顿酒，他又一次喝得脸红，喝得左右摇晃，他问叔叔：“我年轻时吸毒，犯过这个错，是不是因为这个，才惩罚我呢？”那天云很好，叔叔说乌达父亲喝得有点醉，竟对着远处的晚霞举杯：“今天的云真好看啊”。
佳作回顾：阿呷，火车来了，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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