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巴里·洛佩兹（Barry Lopez 1945—）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自然散文作家，其《北极梦》1986年荣获美国全国图书奖非虚构作品奖。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散文，著有6部散文作品。除《北极梦》之外，他的另一部散文《狼与人的故事》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和美国自然散文的最高奖项“约翰·巴勒斯奖章”。其他4部散文作品是：《穿越开阔地》《重新发现北美》《生活往事》《辩解文》。他还著有10部虚构作品，其中《冬日故事》《乌鸦与鼬鼠》《野外笔记》《抵制》也屡屡获奖。
译者简介
张建国，河南渑池人，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英美自然散文和科学散文。2009年至2010年，在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英语系做访问学者，师从斯洛维克教授、布兰奇教授、格罗特费尔蒂教授等国际著名生态批评家，研修生态批评与英美自然散文。
一
1859年，在威廉王岛上，弗兰西斯·麦克林托克第一个发现富兰克林探险的记录，此前，麦克林托克也参与了麦克卢尔完成西北航道探寻的活动。1851年春，他在梅尔维尔岛冬季港湾的一块石头下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他的船只的冬季停泊位置。第二年春天，麦克卢尔发现了这张便条，意识到上面的信息已经过时了，就又添加“调查者”号在默西湾的位置和那里的严酷环境的信息。1852年秋，一个同行核实了麦克林托克的便条提供的信息，于是，这艘船的命运首次为人所知，人们准备1853年春前去救援。（1853年8月24日，皇家海军“菲尼克斯”供给船离开毕切岛回伦敦时，“调查者”舰上只有一个船员塞缪尔·克雷斯韦尔，幸运地搭乘该供给船。他于是成为“调查者”号上第一个穿越西北航道的人——该船的其他船员在北极又呆了一个冬天。）1915年，在帕特里克王子岛北岸，史蒂芬森发现了麦克林托克留下的另一张便条，字迹依然清楚，于是在1921年寄给了他的寡妻。
在这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中，有一些是我终生难忘的。
1900年，皮里在格陵兰岛东北海岸北纬82°37′的地方垒起一个石堆纪念碑。在此前的25年中，丹麦人已对格陵兰岛遥远的东海岸做了系统勘察。他们的地图上唯一的空白，是皮里的石堆纪念碑与俾斯麦角（北纬76°45′）之间大约400英里的区域。1906年8月，丹麦探险队到达俾斯麦角，完成了格陵兰岛的海岸勘察。1907年5月1日，米留斯·埃里克森、赫格·哈根和名叫约尔根 ·布朗伦德的一个爱斯基摩同伴，在与J·P· 科赫及其团队一起从俾斯麦角向北旅行一段路程后分道扬镳，前往不同方向勘探。科赫前往皮里的石堆纪念碑。埃里克森转而向西，前往独立峡湾，皮里宣称，该峡湾是可以通往格陵兰岛西海岸的一条海峡的东部入口。5月27日，分开的两个勘察队意想不到地相遇。科赫已发现皮里的石堆纪念碑， 埃里克森也已行进了125英里，进入丹麦峡湾，并发现无法继续向前行进。他告诉科赫，他将沿独立峡湾北上到学院冰川附近，他想从那里他可以西进到皮里海峡勘探。他想这用不了几天时间。
埃里克森的勘察队再也没有回来。科赫和其他的人秋天去寻找他们，但没能找到；科赫返回时沿着海岸放置了紧急供给物品。第二年春天，他们开始仔细检查补给站。在兰伯特地海岸上用来贮藏给养的一个小型洞穴里，他们发现了布朗伦德的尸体。在死者的脚旁有一个瓶子，里面装着哈根的所有地图和死者的日记，除了最后一页，其余各页都用爱斯基摩音节主音写成。在日记最后一页，布朗伦德用丹麦语写道：
11月，试图越过内陆冰返回，经过79个峡湾后筋疲力竭。我在消失殆尽的微弱月光下到达这里，脚已冻僵，光线越来越暗，不能继续往前。其他人的尸体在冰川附近的峡湾当中（大约2.5里格)。哈根死于11月15日，米留斯大约10天后死去。
原来，他们三人在返回路上遇上了暖和天气，因此无法穿越海冰。他们的食物耗尽了，狗全死了。他们遇到的地形与皮里所描述的完全不同。哈根在所带的地图上纠正了绘制错误，这些地图爱斯基摩人布朗伦德一直保存到生命最后一息。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皮里海峡”。他们发现，皮里宣称的格陵兰海的冰封北部海域，实际上是两个面积广大的半岛，即王储基督徒地（Crown Prince Christian Land）和后来命名的埃里克森地。（皮里无可厚非，其他探险家也犯过此类错误，但极少是以这样一种惨重代价给指出来。）
皮里自己的旅程亦充满了绝望时刻，其中一个是极地文献所记录的最悲惨的时刻之一。1906年，皮里没有成功到达北极点，只好从海冰上向南回撤，但他发现，归途被半英里宽的冰间水道阻断了。他的勘察队在水道北侧扎营，派人向东和向西探寻，日复一日地期盼水道弥合或结冰。他们所带的给养即将告罄。他们最终杀狗充饥，拆散雪橇点燃取暖。冰间水道已增至两英里宽，但距营地一段距离的水面上，形成了一层薄冰。冰还不能承载不穿雪鞋的人通行——蹒跚而行，甚至短暂停留，将意味着冰层断裂。他们小心翼翼地穿上雪鞋，并排站立，默默出发。每个人都有节奏地移动着。新结冰面还不坚硬，他们所踩的部分下沉，雪鞋前面的冰面涨起，整个冰面上下晃动。其中有两步，冰面都在后一只雪鞋的前端断裂，皮里感到生命要结束了。他听到身后有人大叫，但他不敢停下，也不敢回头。“上帝救救他吧”，他心里默默祈祷。到达水道另一侧的坚固冰面时，所有人鸦雀无声。皮里听到离他最近的两个人的颤抖叹息声。刚才叫喊的那个人像皮里一样，其雪鞋下的冰断裂了。但每个人都安全地走了过来。
皮里经历的那一紧张时刻，与一个叫理查德·柯林森的人成功完成但却不被称道的北极旅行，形成了鲜明对比。柯林森1850年1月乘皇家海军“进取”舰离开了英国，他的同伴麦克卢尔乘的是“调查”舰。绕过合恩角，经过夏威夷，在驶往白令海峡的航途中，麦克卢尔决定，这次去搜寻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他的舰船应该成为穿越西北航道的第一艘船。他已经43岁，获得提升的前景不太乐观。于是，他没禀告上司，就悄悄地指挥舰船先行驶往目的地。
柯林森比麦克卢尔晚几周（麦克卢尔做了一个大胆决定，从阿留申群岛链无人勘测过的水域穿过）到到巴罗角，这时已太晚了，巴罗角附近海域已结冰，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又转而向南，驶往香港度过了冬天。1851年夏，他绕过了巴罗角，而且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沿着麦克卢尔1850年的航线北上到威尔士亲王海峡。在大公主群岛的一个岛上，柯林森发现了一个便条，上面简述麦克卢尔试图穿越梅尔维尔子爵海峡，前往帕里的冬季港湾，但由于厚重冰层阻遏未能成行。柯林森也尝试了，但也未能通过。他又转而向南航行，绕过尼尔森角，北上航行到班克斯岛的西海岸，（又一次没想到，他仅仅比麦克卢尔晚两周抵达这一海岸）。然而，海冰又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他不得不再次转而向南。他驶往维多利亚岛的西南海岸，在那里停泊过冬。
二
1852年，柯林森展现令人称奇的船舶驾驶技术，熟练驾驶300吨重的“进取”舰通过多尔芬·尤宁海峡，到位于维多利亚岛东南海岸的剑桥湾过冬。如果他带了翻译（翻译与麦克卢尔在一起），他就极可能会得知富兰克林发生悲剧的地方。不出所料，他仅仅从当地爱斯基摩人那里收集到富兰克林探险队的一些遗物。1853年春，他又探寻了维多利亚岛的东海岸，一直探寻到远至盖茨海德岛的地方，结果发现1851年瑞伊曾先于他来到这里。（瑞伊1854年在佩利贝爱斯基摩人那里收集的遗物，被带回英国，这比柯林森带着他收集到的遗物回到英国早了一年。）柯林森1853年夏季启程回英国。他再次以高超的技能，驾驶船舶通过维多利亚岛南部变幻莫测的浅水区，却被迫在阿拉斯加的卡姆登湾停泊过冬。1855年5月，他最终于通过好望角回到英国。在这5年中，柯林森率领的64人中只有3人死亡。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照顾船员的健康和鼓舞士气方面，柯林森超过了他同时代的所有人。他的创新之一，是在剑桥湾的海冰上，用雪堆砌成台球桌娱乐，用以驱散冬日因无所事事而产生的倦怠。台球桌减震物用海象皮制成，用麻絮填充，桌面是精心修整过的一层淡水冰，台球用愈疮树木材削成。“我想这些这些船员以前都没打过台球”，柯林森写道，“因而他们就不会抱怨台球桌不好；但这一活动收到了极好效果。”
从旅行穿过的区域，航程距离，航行难度，遵守秩序，以及各类船员在归来时的整体健康状况等方面来看，柯林森的旅行是非凡的。然而，由于缺乏困难的映衬，他前所未有的成就就显得有些逊色，这反而助长了麦克卢尔那多少有点儿做作的名声。或许应当指出，贝尔彻非常清楚“调查者”舰所做的事情，于是在1854年背弃了柯林森，避免出现同样的命运。
1853年，柯林森向北行驶到维多利亚岛的东海岸时，他带有两个雪橇。他打算派一个雪橇跨越维多利亚海峡到威廉王岛，在那里他本来可能会找到麦克林托克六年后发现的证据——揭示富兰克林及其船员命运的骨骼、石堆纪念碑及丢弃的贮藏物。但是，55英里宽的海冰看上去令人生畏，于是他放弃派遣雪橇的意图。
1848年4月25日，富兰克林的副手，皇家海军“幽冥”舰的克罗泽舰长，在威廉王岛西北海岸的石堆纪念碑里放置便笺，上面明确说明，他带着104名船员越过大约30英里变幻莫测的海冰后来到这里。“幽冥”舰和“特罗尔”舰被冻结在维多利亚海峡已经两年了。富兰克林与其他23人已丧命。他打算带领这些幸存者向南、然后向东走，前往250里外的巴克斯·菲什河河口。显然，他希望从那里前往一个居民点。
在威廉王岛南部海岸的约翰·赫歇尔角附近，克罗泽和约40个饥饿、疲惫不堪的人，遇上了四户爱斯基摩人。克罗泽走上前去，作手势乞求他们打开给养包裹。他们递给他一些海豹肉，他接过肉，开始吃起来，并示意爱斯基摩人也应该给他的同伴一些些肉，他们照办了。他们和克罗泽一行人一起度过了夜晚。次日早晨，克罗泽请求他们留下来，一遍遍地说着他认为是爱斯基摩语里的“海豹”一词，但这几户人家还是走了。爱斯基摩人清楚，北极的那个地区资源匮乏，不足以供养这四户人家和一支40人的队伍。
克罗泽的恳求场面是北极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时刻之一；他恳求的细节是多年后从爱斯基摩人那里得知的。克罗泽1845年从英国出发时满怀成功希望。这当然是一个军官所期望的。相关技术和英国海军的传统方式被证明不能保证实现目标时，他的自满情绪彻底粉碎了。他不得不向他认为社会发展阶段和道德水准比自己低的人乞讨，在他看来，无论从哪方面的成就来看，这些人与他自己的民族有天壤之别。
那次与爱斯基摩人在海滩相遇之后，克罗泽一行人在各方面变得更匮乏了。他们继续赶路，但可悲的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面临什么处境，就迷迷糊糊地在路上倒毙了。后来，麦克林托克在海滩上发现了一条遗弃的小船，船里有一只小山羊皮手套，每个套指上都沾有一些火药；一本《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一个用草编织的烟盒；一幅折叠起来放在锡盒里的蓝色太阳镜；一双系着红丝带的牛皮衬里卧室拖鞋；几个蓝白相间的代尔夫特陶瓷茶杯；一枚1831年的六便士币。
在他们中的最后30人一起死亡的地方，有迹象表明，他们试图杀死并食用从南方飞来的第一批雪雁。
这一地点位于阿德莱德半岛上的巴罗因莱特附近，后来被称为饿死湾（Starvation Cove）。1923年，库纳德·拉斯穆森在此地短暂停留，为这些人举行了葬礼仪式。就是在这里发现了遇难探险队员的日记，这些日记被水浸泡过，被风吹散，已经无法辨读。
在拉斯姆森之后，其他人也探寻了能解释这次重大失败的线索。基于爱斯基摩人的证词，可以推测，其中一艘舰船在维多利亚海峡沉没，其余舰船沿阿德莱德半岛的格兰特角沉没。1967年，加拿大军方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全面搜索，以便能发现一些记录、遗迹和不为人知的坟地。结果一无所获。然而，在北方依然存在着想给这一不幸事件写一个准确评述的愿望。
大约在1856年，也就是对富兰克林的搜寻活动正式结束两年后，一个叫基拉尔苏亚克的萨满教徒确信，在遥远北方的某些地方，生活着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爱斯基摩人，于是就带着大约40人离开巴芬岛向北前进。他们行进到萨默塞特岛，越过巴罗海峡至康沃利斯岛，然后沿着德文岛的海岸向东。一路上一多半的人又返回了。沿途打猎很困难，他们并不完全赞同凯拉苏克的看法。基拉尔苏亚克仅凭自己脑海中所装的地图，带着追随者行进了数年，最终在1863年从埃尔斯米尔岛的萨宾角越过海冰，到达格陵兰岛海岸，在这里他们确实遇到了一些人。他们在伊塔附近遇见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叫阿卡塔，他有一只木腿，那是英国捕鲸者送给他的礼物。巴芬岛爱斯基摩人从未见过这种东西，因而感到非常惊讶。
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巴芬岛爱斯基摩人生活在极地爱斯基摩人当中，通常在肖拉帕卢克一带居住。这两个爱斯基摩人群体，在被称作新北方气候期或小冰期（1450—1850）的气候期中分开了。随着气候回暖，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发生了变化，但极地爱斯基摩人在捕猎方面不是很成功，因为他们在小冰期失去了必要的捕猎技能。巴芬岛爱斯基摩人重新教他们如下技能：建造和驾驶皮划艇，这种艇像只篮子一样轻，一个人仅把前臂插进驾驶座舱处就可携带；使用弓箭远射北美驯鹿；捕迁徙中的嘉鱼。
三
欧洲人在探索北极时，爱斯基摩人也在探索并重新适应他们自己的土地，欧洲人对此毫无意识。欧洲人认为北极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片原始景观，一幅画，居民稀少。他们把这里的寂静和寒冷误解为生物学上的静止。他们认为这里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变化。他们认为这里是荒凉之地，是荒原。
史蒂芬森等人责怪克罗泽没能在一个“充满猎物”的地区幸存，他们的论据是，后来一个美国骑兵部队的中尉在这一地区成功幸存。这种批评有失公允，但有启迪作用。如果说克罗泽了解打猎的话，他仅仅知道这是一种“户外运动”，而不是一种严肃的谋生本领。除非是在一个确实充满驯鹿和麝牛的地方，克罗泽和随行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幸存，显然在威廉王岛—阿德莱德半岛一带不存在这种先决条件。这里唯一能够供养他们的食物是海豹，但是他们没有捕猎海豹的技巧——而且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海豹让这么多人生存。这就是这个地区爱斯基摩人极少的首要原因。史蒂芬森夸大其词，把北极各地区都说成是遍布动物，显示了他对这一地区极不了解，这与英国人误认为该地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荒原如出一辙；斯蒂芬森也曾公开批评格里利没能用当地的动物供养他的船员。
极地动物的行动路线并不明确。然而，考古研究发现，北极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像白令海和福克斯湾周边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稳定的动物种群。但即使在这些地区，动物的出现也是季节性的。北美驯鹿有其祖传的产崽区，鸟类也有其祖传的群栖地。独角鲸一定会去阿德默勒尔蒂湾。但如果你选错了观察时间，这些地方好像什么事情都未发生过。
这片土地的一些地方的确是空无一物，而另一些地方却貌似空无一物。在对动物迁移不感兴趣的人眼里，整个地区似乎是空无一物。他们不能领悟一个重要事实——这里生活着极少数的半游牧民族就暗示着动物本身也在游动。要么是动物不会在一个地区久留，要么是动物的数量本来就不多，要么是捕杀这些动物非常不易。否则的话，这儿会有很多居民，而且会住在相对稳定的居住点。这片土地并非空无一物，但这里的动物只能供养一定数量、非常有限的人群。要想明白这一点，你要么需住在那里，要么需听从住在那里的人的忠告。
克罗泽及其船员的死因在于，他们事实上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们赖以旅行的种种防护设备完全碎裂，让他们直面恶劣的自然环境。在此，他们熟知的权威知识失去效用。他们人数太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北极，爱斯基摩人愿意伴随像皮里和拉斯姆森那样与众不同的人，这类人鼓舞人心的领导才能和驾驭狗的技能，令爱斯基摩人敬佩。爱斯基摩人喜欢与打猎的人和能融入这片土地的人同行。在这些旅行中，对他们来说唯一奇怪的时段是，当他们行进到空无一物的地域，也就是在去北极点的途中，以及跨越格陵兰冰盖的途中，他们不得不吃锡罐装的食物。他们对这些地方并无多大兴趣；实际上，他们对这些地方还充满恐惧。他们一同前往，仅仅是因为他们敬佩与其同行的那些人。
回到海岸，回到他们生活的环境中，爱斯基摩人体验到了无比强烈的如释重负之感。许多这样的场面都洋溢着动人、奇妙的情愫。第二次图勒探险结束后回到乌马纳克镇时，拉斯姆森这次饥饿之旅的爱斯基摩同伴之一阿亚扣，第一个走到水边。“阿亚扣弯下腰，”拉斯姆森写道，“手捧峡湾里的水，举到自己的脸前，去感受并吸入海水带着咸味的清爽气息。在这些水滴中，他嗅到了海象、独角鲸和海豹的肉味——所有这些富含脂肪动物的鲜肉将会使我们的日子美好起来。美丽的大海！我认出了你，现在我到家了。”
1909年4月7日，罗伯特·皮里离开地理北极点附近地区，前往埃尔斯米尔岛的哥伦比亚海角以及他的“罗斯福”号船，他的船停泊在更远的谢里丹角附近。他带着五个人，五个雪橇，38只狗于前一天到达北极点。后来，他被严格地询问；因为没有能保证他确定纬度的太阳观测者随行，皮里受到批评。对此他回应说 ，他不打算与没有像他那样赢得了有处在那里的权力的人分享荣耀——在他看来，这样人根本不存在。
那天和他一起到达北极点的人，他认为无人会对他的威望构成威胁。在一张照片中，那五个人站在一片海冰前的冰丘上，皮里已在上面插上了美国国旗。邬奎举着海军联盟的旗帜。邬塔手中拿着皮里大学生联谊会的旗帜。埃荆瓦举着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旗帜，西格卢拿着一面红十字旗。皮里的黑人男仆马修·亨森举的一面旗帜，对皮里来说意义很可能最为重大；这是一面自制的北极旗帜，在此之前的9年中，皮里从这面旗帜上裁下来几小片，放置在他到达的其他四个“最远的北方之地”。
皮里到达北极点时53岁，留着八字胡，蓝眼睛，金棕色头发，身体健壮。从近处看，这张眯着眼睛、饱经风霜的面孔，显示了在北极活动23年的岁月留下的印记。他毕生渴望取得一个能使他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成就，一件了不起的、别人无法超越的业绩。他实现了这样的愿望。但是这个如此陶醉于功名、渴望被羡慕的人，也渴望受到人们的喜爱。他从鲍登学院毕业后，曾给心爱的女人写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拥有迷人的个性，当我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否有此想法，他们总会情不自禁地喜欢我。”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随着年龄增长，由于他总是交厄运，在探险旅程中总是遇上坏天气，他变得比较刻板，比较孤僻。他表现出了那些妄自尊大的人常有的那种愠怒，这些人暗自认为他们也许没有成功。由于弗雷德里克·库克声称比他早12个月到达北极点，皮里受到了精神伤害，伤害之深无人知晓，因而在晚年，他变得极其自负和暴躁。
皮里的私人日记已经出版了，其中一少部分显示，皮里不仅仅是个追逐功名的人和自负的人，他还有另一面——关爱妻子，在婚姻生活早期，无疑是体贴、怜惜妻子。他知道，由于经常置家庭于不顾，持续地去探寻北极点，由于没有尽到家庭责任和义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会被认为是“毫无意义地犯傻。”他被自我怀疑困扰，而且至少有一次，似乎考虑过自杀，当时，他成名的前景显得太渺茫了。
同所有伟大人物一样，皮里遭遇一些怪人的纠缠和一些不满的人的烦扰。他开始痛恨对他进行的那些拙劣模仿，这些模仿是从他众多的公共演讲和访谈中衍生出来的。尽管他不屑一顾，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尽管他尽量视而不见，也想尽办法，但仍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感动之下，人们开始以比较宽容的方式看待他的生活。他内心里的一些东西也许只有他的妻子能理解。1902年以后，由于冻伤，十个脚趾头的关节都不灵敏了，即使走过参议院走廊，穿过华盛顿特区的街道时，他也是以独特方式拖滑着脚前行。他争取成功的决心，他对探险的迷恋深度和强度，毫无疑问，是所有面对他所旅行过的地方的人无法想象的。
皮里和威廉摩尔·史蒂芬森是二十世纪最引人瞩目的北极探险家，他们在一些方面很相似。两人都是个人主义者，把一生的声誉都建立在北极探险的功绩上。两人都干劲十足，有时为了事业和成就会显得肆无忌惮。两人都认为，为了北极探险屠杀动物无可厚非。两人都屡遭小人诽谤。在成名过程中，他们变成了善于言说而不善于倾听的人，他们忘记或否定成就他们声望的人的生命牺牲和艰辛工作。实际上，和其他许多探险者一样，他们的成功不仅是聪敏和精心计划的结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运气好。
史蒂芬森对北极生物和气候的理解有偏颇，但是他武断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想法。这些想法在其《友善的北极》这本书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该书中，他宣称，人，特别是白人，可以到北极的任何地方旅行，这片土地能够供养得起。这本书的出版使史蒂芬森名声大噪，他陶醉于自己的观点，因而永远也不会意识到，其观点与这片土地的实际情况不符。为了向那些质疑它的人证明他是正确的，他每到一处都屠杀动物，只放过那些不易运输的动物。
史蒂芬森还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相信种族优越论和经济注定论。1908年，去北极的途中，他被阿萨巴斯卡河岸的天然气火焰深深吸引。“这是科学的火炬，”史蒂芬森写道，“照亮了文明和经济发展向未知的北方推进的道路。”对他来说，苔原是北美大草原的延伸，他为“数十亿吨的可食用植被”不能喂牛，每年都浪费在北方草原上的事实感到惋惜。他以为，像北美驯鹿之类的野生动物“妨害了这片土地”，必须被清除，因为它们阻碍了大牧场的经营和农业的发展。西奥多·罗斯福只努力挽救被捕食的动物，而斥责食肉动物；同罗斯福一样，史蒂芬森想让自然符合他关于人类使命的信念。尽管他广受欢迎，他对这片土地的理解是有选择性的和以服务自我为目的的。
生活
岂止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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