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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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故乡终究要远去。
只是那座富士山般的祖山,依然指引着我思乡的方向。
一直到离开故乡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了解起这座名为南胜的小镇。
今生今世,已经很难回到故乡定居了。那里是我生命的起点,但不会是终点。半年前曾携妻女回乡走走,心里有些伤感,因为物易人非,看不到我赖以成长的骑楼老街,看不到那些临溪的古渡,也认不出童年时那些曾经谙熟的面孔。我是十三岁离开南胜到县城念书的,期间虽有短期的省亲,但那已经是如客了。此次回乡,我特意前去寻访出生所在的土楼 —— 洋底楼。洋底楼其实是无名的,只因村民们把它盖在田洋之上,所以称为洋底。当我循着印象找到它时,它已经坍塌得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间,门也有点倾斜了。断壁残垣,杂草丛生,有人种上了香蕉和南瓜。
爷爷和奶奶住的主屋在楼内,父亲与母亲昔日的婚房(我出生的房间)则是土楼的护厝,正对着主屋的后窗。我记得护厝附近有一片竹林,屋前则是溪石砌就的小道,屋后有个小小的庭院,庭院里则有一棵龙眼树。正在我模糊地辨认着时,午后的阳光穿过云层,直接照耀在土黄的残墙之上,一种久违的温情油然而生。这是我的乌篮血迹啊!
记得童年时的一次暑假,我在洋底楼度假时,曾跟爷爷要来钥匙,打开紧阖已久的房门,开启尘封的抽屉。在那里,我找到了父亲在内蒙古当兵时写给母亲(一位乡村女裁缝)的一封封情书。如今,两老都已是垂暮之年。这段青春激情的岁月,除了我已无人知晓。
站在洋底楼的废墟上,穿过残垒与叶隙,可以眺见远处的矾山。这是座亿万年前的古火山,是我们林氏族人的祖山。无论山上与山下,都生活着诸多林姓乡民。我从未去过顶峰,只是在半山腰的亲戚家住过一宿,那地方叫凤尾锥。整个凤尾锥只有一户人家,且都居住在一列仅有两层高的土屋里。在凤尾锥,既可以仰望高耸峭拔的矾山顶,也可以俯看山下田野纵横的南胜平原。
山上盛产一种名叫枳壳的药材,看起来比一般的桔子大很多。过春节时,小镇的居民喜欢在电视柜上摆放一对枳壳,以示吉祥喜庆。小时,曾有人送我家一对枳壳,嘴馋的我终究抵挡不了诱惑,偷偷剥了皮吃,才无奈地发现,其竟然皮厚仔大肉少,压根就不好吃。
我曾与父亲一道在矾山山麓一座名叫金交椅的山地,种下数百棵果树。那一带应该有古墓,我曾在拔草时捡过锈迹斑斑的铜钱。事实上,我们就有一位先人安葬在那里,只是那不算古墓。果园的路是我开的。那时我是中学生,喜欢诗歌,曾一边举着锄具干活,一边酝酿着诗句,直到不小心滑下草莽,浑身扎满了荆棘的尖刺。刚种山的那几年,我们还间种了西瓜。据说也就是头几年能种出好瓜,拓荒几年后,山地也就较为贫瘠了。有种瓜就有卖瓜,所以我也曾卖过瓜,但结局很可笑。第一年卖瓜时,因为没经验,卖没多少,就担心瓜烂掉,将大量的好瓜贱卖给猪场喂猪。第二年,瓜快熟时,瓜地里神秘地少了许多瓜。后来真相大白,原来是邻家的瓜农,把我们的西瓜剪下来后,放在他家的藤下,等天黑了,再偷偷挑走。
不只是西瓜,即使是果树结果了,也是让人发愁。我记得刚开始我们种的是荔枝。有一年,年头好,荔枝果长得跟葡萄一样,一串一串的,形势喜人。但采摘时,我才明白,这摘荔枝,简直就是杂技活。好不容易把果实采摘完了,剥一粒尝尝看,坏了,荔枝核让虫子给蛀了。
我在矾山劳动的经历,让我对乡村的现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农人的艰辛也有了比较直接的体会。每次我看到矾山的远景时,我会想起这段心酸的经历。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行走在蝉声阵阵、坎坷不平的山阴道上的感觉,不会忘记一路上不时遇到的黑森森的乡村神庙,不会忘记无处不在的不断袭击裸露手臂的长脚蚊,不会忘记太阳下山时仿佛会咬人的暮色中的树影。
从画面感上讲,这种情景完全可以和宫崎峻的动画一比高下。
我便出生在这样的地方。这里有群山、溪流、古渡、桥坝、骑楼老街,散布于溪畔田洋的土楼。特别是土楼,奶奶生前曾告诉我,在她年纪尚小的时候,老虎还会不时从山上流窜下来,迫使外出的人们纷纷躲进土楼避害。也许是有过太多需要互相取暖的日子。一伺天暮,土楼人家总是早早就荷锄而归,聚集在人气鼎沸的土楼之内,而土楼中间的井沿则是一个天然的,类似乡村文化沙龙的地方。
几乎是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端着夹好菜的饭碗,坐在水井边,一边吃,一边谈天说皇帝。特别是夏天,人们会把竹蔑席抬出来,铺在井沿上,舒服地平躺着,在流萤的闪烁中,仰望浩瀚的星空。那时仰望星空是不可能想到外星人的,只会想到嫦娥。我们把月称为月娘。如果有人直接用手指着月娘,长辈们就会脸色煞白地大骂,死囝仔,想要烂耳孔
在童年,我确实见过一位烂耳孔的孩子,他的耳朵里经常流出黄黄的液体。当时,我便以为,他是触怒了月娘之故。
对我来说,洋底楼的记忆主要是围绕着奶奶。生性耿直的爷爷是位典型的农人,不擅言辞,我在洋底楼玩得比较晚回墟里的家时,他总是要拿着手电筒照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过世比奶奶早。奶奶在死前患了胃癌,那时我已经是军人。每次回来看她,她都会满心悲伤。她愁的不是自己被切掉大半的胃,而是她泡的茶,不象以前一样有人喝了。
她是一位热忱而又敏感的女人,尽管不是我的亲奶奶,但此生,我印象最深,最有感情的奶奶,终究是她。她的死是我巨大的损失。我多想我的小墨子,能有她的慈爱与关怀,正如她曾经给予我的。当奶奶不在时,我就很少回到洋底楼了。
洋底楼,成了我内心隐秘的一个痛。
在南胜,闽南人大多定居在土楼里。倒是不少从永定迁徙过来的客家人,却凭着手艺在骑楼老街里开店,如裁缝、打铁、木匠什么。我的外公是一位客家老裁缝。民国至解放初,南胜人大多是穿他和其弟弟(我称为满公)做的衣服。满公的裁缝功夫也是外公教的。但他毕竟是民国时代的高中毕业生,在乡下也算是文化人,所以在做工上似乎比外公更为讲究。可惜,离世太早,三十多年前就不在了。满婆现在还活着(现已故)。
去年,我回乡时遇到满婆,她居然还记得我。当她嗫嚅着没有牙齿显得空洞的嘴,艰难却准确地说出我的小名时,我的内心顿时充满了恍如隔世的酸楚。小时候,我经常在她家玩,她是位爱干净、很讲究且极为端庄的客家女人。
我生于洋底楼,长于前山街。
前山街是南胜墟骑楼老街区靠溪的一段,在银行与保健院之间。有位老街坊告诉我,前山街兴建于清末,由前山人所建,故称前山街。外公一家便住靠近保健院的地方。隔壁左侧是一户有海外关系的人家,右侧则是间理发店。我幼年时代那些青葱童发,几乎都是被理发店的撵仔阿婆或她的儿子汉阳理的。撵仔的一位女婿后来还成为我的老师。撵仔一家,和外公一家,当时关系极为融洽。
对面一家,当家的叫李仔南,头比较大,据说原来是船民,经过商。他的老婆似乎是潮州人,个性很恬静,经常坐在门口摇着一把扇子。她经常和撵仔聊天。在抗战时期,确实有不少逃难的潮汕女人嫁给南胜乡民。
前山街的末端是保健院,保健院里有比较大的院子。小舅经常在院子里印煤球。那时做饭是烧煤球的。小姨和她的闺蜜们经常于无人的中午,悄悄地用煤球加热的火钳烫造发型。这里得提到,小姨已经在去年不幸病逝,时年五十。在葬礼上,我看到她的那些闺蜜们几乎无一缺席,且个个伤心欲绝。小姨最关心外婆,我那在永定养老的九十多岁的老外婆至今不知道小姨已经不在了。
在南胜墟,我曾经有过诸多发小。这些发小有的一直有联系,有的则是近几年才陆续联系上。有公社对面船民后代的阿伦,有小卖部的惠珠的儿子阿勇,有家住老式大厝的建仔,有古渡边长得个小精灵的古瓶……还有一个我一度忘记,后来才恍然想起的又黑又小的女孩“豆粒子”。很多我已经忘记了名字,也有很多我已经忘记了模样,大多是依稀的记得。那时,我们一起趟过溪坝到对岸的小学堂念书,到浣衣的溪 边游泳(其实只能算戏水,因水不深,且往往还要救生圈,多是轮胎所制),我还记得,在上学的路上,经常到农人的豆荚地里捉来蜗牛举行爬行比赛。此外,还有弹珠子、摔纸“豆干”、摔小画片等等。
前山街后来和整个骑楼街一道,被一场百年一遇的洪灾所摧毁。毁灭后不久,我专程回到实地看过,令人震惊,印象中特别阔大的街道变得极为狭小,极为逼仄。这种感受,在洋底楼的废墟那里同样体会到了,因为,那印象中的广场般的天井也变得很小很小。
我明白,那是因为,我变大了。
我知道,故乡终究要远去。
只是那座富士山般的祖山,依然指引着我思乡的方向。
初稿写于2017年5月
矾山,又名九牙山,属古火山,南胜人的圣山。
花山溪,民国时代,这里是通航的,溪船经林语堂故乡的坂仔,驶向九龙江口。
南胜旧大桥
骑楼老街消失了,似曾相识的老树依然勾人回忆。
观音亭
观音亭,观音亭后面的地名原来就叫亭后。我家原来就在这亭子后面,看到这个亭子,百感交集。
在观音亭边上的房子里,忽然遇到了一位长辈,二爷,爷爷的弟弟。
妈祖宫,现在这个是新建的,据称老的妈祖宫曾经香火鼎盛。南胜镇解放前后,水面的溪船还有几十只。
南胜基督教堂。南胜的基督教历史极为久远,清末,设计了鼓浪屿八卦楼,创办了鼓浪屿救世医院的医学传教士郁约翰,也曾经设计过南胜基督教堂,只可惜原教堂已毁。
原糖厂宿舍
下尾城
记忆中,溪畔的草丛没有这样茂密,很多人把牛牵到这里喂食。四百年前,这里生产的克拉克瓷源源不断地经溪船运往九龙江口的月港,再从月港转运欧洲。
这里离我的出生地很近。
我的出生地,洋底楼,现仅存这一角。
破落不堪的楼门
门左边原有个洞口,是盗贼挖的,挖了一夜没有挖穿。
我出生的土屋,属于土楼的护厝部分,左边这间即是。如果再倒塌下去,以后就湮灭无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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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平和来,长作厦门人
作者简介:林鸿东,1976年生,漳州平和人,在厦门工作,鹭客社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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