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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没聊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消费死者，怕有人说我吃“血馒头”。
100年前，鲁迅写了短篇小说《药》，发明了“血馒头”这个词儿。
建国后，小说《药》被官方有意误读，说什么百姓封建迷信啊，革命者英勇不屈啊。而小说的本义完全没有这些意思，鲁迅只是展示了一个100年前的场景，这个场景要表达的是人为什么会这样？
小说里没有给答案，小说表达的是那样很惨——同类相食。
同类相食的动物都不多，我小时候试过，狗就不啃狗骨头。同类相食的动物是猪，猪吃猪肉。所以宫崎骏在《千与千寻》里让贪婪的父母变成了猪。
去年范伟演过一个电影叫《有完没完》，也有人把它叫做范伟版的“土拨鼠日”。电影里的老范是个送快递的，因为老范迟送了奇葩客户的情书导致人家跳楼。老范看着要跳楼的客户说，你下楼取一下呗！要跳楼的人说，我不要了，你帮我扔了吧。老范不知道要跳楼的人是收快递的人，说，跳什么楼啊，玩真人秀吧！
这就是当下人对跳楼的心态。这些年对跳楼的围观经常发生，看热闹的心理是人类共有的，不单单中国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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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多坏人少可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这种解释等于没解释。
一个花季的少女要跳楼，底下一群人鼓励她跳。这是好人多坏人少的问题吗？
不是，官媒不想表达的是这个社会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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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100前就坏了，一直就没好。
谁给搞坏的呢？有一个习惯性的推理和一个永久的顶缸者。
大清搞坏的，满人搞坏的，慈禧搞坏的。
这是汉人的无耻，把一个民族的责任推到孤儿寡母身上，以此免责。
那么责任在谁呢？
文化。
中华文化很早就成熟，并衍生出了一套精致的体系，包括官员选拔体系。
中国古代的文官体系在世界文明中都是先进的，现在也是先进的，西方现在的文官体系也是学习了我们。文官体系的先进之处在于不能用武力、暴力来管理社会。
中华文化体系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分系统是道德体系，其实道德体系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定义好人坏人。
在中国古代这种定义有两种。
一个是统治者的官方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统治者首先要把自己定义成好人，再把社会精英定义成好人，好帮他干活，然后在民间树立榜样。
另一个是民间的世俗道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士绅地主是榜样，但是这个榜样要有多数人认可，所以士绅地主就要给多数的穷人以施舍，也叫行善。能行善的人就是好人，哪怕行善带有某种目的性。
在这两个体系中，第一个体系总会崩塌，因为要改朝换代，所以就总要重新建立，这样就形成了治乱兴邦的循环。并且树立的榜样也都很极端，比如二十孝。也就是说官方的道德体系永远是靠不住的。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华文明一直延续？
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定义了延续，元清都造成了文化的断层，但我们认为没有。
二是民间世俗道德体系一直都没有变过，这个体系也可以叫价值观。做善事的是好人，做恶事的是坏人，不好也不坏的是平常人。
100年前鲁迅说这个社会病了，需要“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革命式的社会变革造成了两个道德体系的崩塌。而建国后，民间的世俗道德体系彻底被摧毁，并且以革命为目的进行了反向树立，士绅、地主、资本家成了革命的对象，是大坏蛋，谁穷谁是好人。而官方建构的道德体系在经济大潮和全球化的冲击下又难以自圆其说，以至于这个社会的病越来越重。
西方社会在偶然的机遇里找到了一个最简单的道德体系建立方法。
一是只定义一个好人，这个人是人，也是神，他叫耶稣。
二是先把所有人都定义成坏人，并且越来越坏，最终将接受末日审判，所以要想办法做好人。
人性的善恶问题争论了几千年，儒家自己的观点也相互对立。前天，我听了资中筠的演讲《人性、文化、制度》。
她说：人性中善恶都有，人性是两面性的，在好的社会制度下，善的一面就会光大，在坏的社会制度下，恶的一面就会显现。文化影响制度，制度又重塑文化，文化影响人性
评价一个社会好坏很简单，只需要看这个社会上的有钱人是善的还是恶的就够。
很不幸，“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